从会馆公所分布看清代汉口内部商业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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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清代出现的大量会馆、公所等商人组织,对汉口经济、社会、文化以及城市形态产生了重要影响,也是揭示其内部商业空间的重要线索。文章借助GIS软件,系统整理了汉口清代会馆公所的空间信息,分时段考察了其分布特点和变化趋势,结合汉口地形、地价资料分析其布局逻辑,大致勾画出汉口内部商业空间图景。文章还结合城市空间、商业发展与人群分布等因素,对汉口内部商业空间演变的内在机制进行了初步探讨。
A large number of guildhalls appeared in Qing Dynasty,which had an important influence on Hankow city's economy,society,culture and city form,were also the important clues to reveal the internal commercial space.With the help of GIS software,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analyzed the spatial information of Hankow's Guild Halls.The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changing trend of the guildhalls were investigated; the logic of layout was analyzed based on the data of Hankow topography and land price.Finally,with the scattered literature,the paper outlined the commercial space of Hankow.Based on the factors such as urban space,commercial development and population,the internal mechanism of the formation and the evolution of the internal commercial space were preliminarily discussed.
A large number of guildhalls appeared in Qing Dynasty,which had an important influence on Hankow city's economy,society,culture and city form,were also the important clues to reveal the internal commercial space.With the help of GIS software,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analyzed the spatial information of Hankow's Guild Halls.The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changing trend of the guildhalls were investigated; the logic of layout was analyzed based on the data of Hankow topography and land price.Finally,with the scattered literature,the paper outlined the commercial space of Hankow.Based on the factors such as urban space,commercial development and population,the internal mechanism of the formation and the evolution of the internal commercial space were preliminarily discussed.
引文
(1)陶建平:《明清时期汉口商业网络的形成及其影响》,《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1期。
(2)石莹:《清代前期汉口的商品市场》,《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1989年第2期。
(3)茶圃:《中国对外贸易之大势》,《国风报》第1卷第23期(1910年)。
(4)叶调元著,徐明庭、马昌松校注:《汉口竹枝词校注》,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页。
(5)晏斯盛:《请设商社疏》,贺长龄辑:《清经世文编》卷40《户政十五·仓储下》,中华书局1992年影印版,第991页。
(6)何炳棣:《中国会馆史论》,台湾学生书局1966年版,第102—108页。
(7)王日根:《乡土之链——明清会馆与社会变迁》,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73—279页。
(8)薄井由:《清末以来会馆的地理分布——以东亚同文书院调查资料为依据》,《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3年第3辑。
(9)沈旸:《明清苏州的会馆与苏州城》,贾珺主编:《建筑史》第21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57—171页;沈旸:《明清时期天津的会馆与天津城》,《华中建筑》2006年第11期;沈旸:《明清聊城的会馆与聊城》,《华中建筑》2007年第2期;沈旸:《明清南京的会馆与南京城》,《建筑师》2007年第4期。
(1)参见罗威廉著,江溶、鲁西奇译《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与社会(1796—1889)》,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罗威廉著,鲁西奇、罗杜芳译《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冲突与社区(1796—1895)》,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2)王刚:《街道的形成——1861年以前汉口街道历史性考察》,《新建筑》2010年第4期;于志光:《武汉城市空间营造研究》,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1年版;刘凯:《汉口会馆对汉口城市空间形态的影响》,《建筑学报》2012年第7期。
(3)潘长学、徐宇甦:《汉口山陕会馆考》,《华中建筑》2003年第4期;刘嘉乘:《清代汉口商人会馆的建构及其类型》,《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7年第3期。
(4)于志光:《武汉城市空间营造研究》,第114页。
(5)当然也存在有商帮而未建会馆公所的情况,“杂货帮为例,浙、宁杂货帮,江苏杂货帮,其他诸省京苏洋广杂货未建公所自为商帮的亦不少”。参见何炳棣《中国会馆史论》,第106页。
(6)如龙王庙是水果市场,土水果自治会位于龙王庙;杨家河是杂粮集散地,其周边有粮行公所、粮食公所、湖南会馆、上埠及中埠杂粮斗级公所等一批相关会馆公所。
(7)以民国时期的药材、棉花、皮业为例,155家药材行中,59家位于沈家庙,28家位于大、小夹街,其余也多在新码头、陞基巷一带,可以说非常集中;棉花商号中行35家(入棉花行业工会的称“行”),号22家(入申帮棉业工会的称号)。其中,棉花行集中在大小夹街、黄陂街一带,棉花号集中在后城马路五常里一带;12家皮货行中有8家在黄陂街。参见汉口商业一览编辑处编《汉口商业一览》,1926年印行,第229—234、92—95、198—199页。
(8)如前注提到的药材会馆主要分布在沈家庙周围(5家较为明确的药材行业组织三皇殿、药王庙、神农殿、广义公所、安苓公所、药业公所中只有安苓公所位于五彩河街),棉花行业公会在大夹街,申帮棉业工会则位于后城马路同善里。
(9)主要资料为以下三类:一是历史地图,1868年《续辑汉阳县志图》是较早的街市祥图,细致准确地记录了汉口街巷格局和重要的建筑点,包括较早的药材行帮公所三皇殿;1877年《湖北汉口镇街道图》记录建筑点较多;经考证约为1890年前后的《武汉城镇合图》含大量的会馆公所位置信息。另有部分民国年间地图可作参考。所提及历史地图均收录于武汉历史地图集编委会编《武汉历史地图集》,中国地图出版社1996年版,第18、20—21、42页。二是《汉口丛谈》相关记载,《汉口丛谈》卷2制表记录了街巷、建筑信息262条,对部分会馆公所建筑略有记述。参见范锴著,江浦等校释《汉口丛谈校释》,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7—87页。三是《夏口县志》相关记载,其《建置志》与《补遗》依据调查数据,记录了确有创建年代的会馆公所126个,另有41个创建年代不详的只列名称与地址,参见武汉市地方志办公室、武汉图书馆编《民国〈夏口县志〉校注》,武汉出版社2010年版,第118—138、679页。
(10)相关省对应会馆公所数量为江浙12家、湖南7家,江西、河南、安徽各3家,山陕2家,福建、广东、山东各1家。
(11)最早的是三皇殿,另康熙年间成立13家,雍正年间1家,乾隆年间10家,嘉庆年间3家,道光年间14家,咸丰年间8家,同治年间18家,光绪年间31家,宣统年间2家;自顺治年至嘉庆年,平均每年建立会馆数值均在0.2个以下,道光年至宣统年平均每年建立会馆数值分别为0.46、0.72、1.5、0.91、0.66个。
(12)20处会馆中仅金箔会馆为同业组织。
(13)如怀庆会馆(怀庆府多县药商组织)、覃怀中州会馆(河内四县营业西货商号组织)、上元会馆(上元县杂货海味等商户组织)。
(14)据记载,其中宝庆公所、齐鲁公所、南城公所、苏湖公所、长郡公所为同乡组织,行业属性不明显。
(15)分别为:山西布帮公所、广义公所(罗田麻城二县苓商建造)、淮盐公所、黄陂公所、江南京南公所、江浙公所、黄帮白铁公所、南城公所、萍澧公所、齐安公所(黄帮建造)、天印公所(江苏省上元县)、孝邑公所、浙宁公所、镇江公所、安苓公所(安徽潜山等五邑旅汉苓商公会)。
(16)吴慧:《会馆、公所、行会:清代商人组织演变述要》,《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3期。
(17)密度分析是根据输入要素数据计算整个区域的数据聚集状况。
(18)“汉口镇……分为上下二路,居仁由义二坊为上路,自艾家嘴至金庭公店属仁义司汛地,循礼大智二坊为下路,自金庭公店下至额公祠为礼智司汛地。”参见范锴《汉口丛谈校释》,第35—36页。
(19)武汉市地方志办公室、武汉图书馆编:《民国〈夏口县志〉校注》,第119页。
(20)武汉市地方志办公室、武汉图书馆编:《民国〈夏口县志〉校注》,第135页。
(21)分别为新安书院、辰州会馆、神农殿、淮盐公所,其中淮盐公所是光绪十五年(1889)由雷祖殿分至石码头正街,而五处名为“雷祖殿”的地点中光绪年以前建立的三处均位于石码头正街的北方,故大致可以认定淮盐公所迁移方向由北向南。
(22)分别为咸宁会馆、长春公所。
(23)分别为江南京南公所、武帮铁业公所、老君殿。
(24)范锴著,江浦等校释:《汉口丛谈校释》,第49页。
(25)汉口传统市区自成规模后总体变化不大,土地得到高效利用,产权制度相对严格,建设活动多为自发、小规模、渐进式的,对地形的人工影响主要体现在对堤外、宝庆码头大水巷一带、租界区、铁路外部分地区的填筑。
(26)其中有宝庆码头、大水巷一带,大夹街以北一带两处低地。
(27)民权路(原王家巷)实际上原为长堤一段。
(28)《武汉水灾》,《纺织周刊》1931年第19期。
(29)王玉德、范存俊、唐惠珊:《1931年武汉水灾纪略》,《湖北文史资料》1998年第4辑。
(30)参见王刚《街道的句法——武汉汉正街街道历史性考察》,博士学位论文,华中科技大学,2008年,第59页。
(31)叶调元著,徐明庭、马昌松校注:《汉口竹枝词校注》,第7页。
(32)水野幸吉:《汉口》,上海昌明公司1908年印行,第52—53页。
(33)王刚:《街道的形成——1861年以前汉口街道历史性考察》,《新建筑》2010年第4期。
(34)参见《汉市各段地价》,《新汉口》第1卷第4期(1929年)。
(35)三善巷至存仁巷正是正街两处高地之间的低洼地段,黄陂街则是相对高地。
(36)药王庙碑文,参见王默、尹忠华《汉正街的“药帮”与药王庙》,《武汉文史资料》2007年第7期。
(37)范锴著,江浦等校释:《汉口丛谈校释》,第102页。
(38)范锴著,江浦等校释:《汉口丛谈校释》,第71页。
(39)主要在靠北的堤街、汉水上游的河街。
(40)由东向西的3处整体是迁往低价地区;在南北向迁移中,由南向北的咸宁会馆和长春公所均是迁向了地价更低的区域。由北向南迁移的新安书院、辰州会馆、神农殿、淮盐公所中,新安书院和淮盐公所实力雄厚,从堤街附近往南繁华地段发展;辰州会馆虽是向南,却从繁华的大夹街三皇殿一带到地势低洼的永宁巷河街一带。
(41)辰州会馆向南迁移更靠近其他湖南籍会馆公所(如宝庆会馆、沅帮公所、萍醴公所等);神农殿是药材商的组织,南迁至陞基巷是迁到了药材行业的聚集区。
(42)汉口会馆公所组织发展具有较强的延续性,民国同业公会组织不少也是由前期的会馆公所改组而成;1883年《湖北省城内外街道总图》显示的武昌会馆公所位置与民国情况基本一致;而汉阳鹦鹉洲的“五府十八帮”与民国时期的20家竹木业公会也具有直接的关联。所以从民国商人组织情况推测清代整体情况应该是有价值的。
(43)以下武昌汉阳会馆公所相关信息均来自《武汉指南》、《湖北省城内外街道总图》和1930年《武汉三镇市街实测详图》。参见周荣亚《武汉指南》第4编,新中华日报社1933年版,第26—38页;武汉历史地图集编委会编《武汉历史地图集》,第24—25、64—65页。
(44)这几个会馆属在此经营竹木业的湖南祁常帮。
(45)太平军入城时“众皆居长街列肆及人家大厦”。参见陈徽言《武昌纪事》,中国史学会编:《太平天国战纪》,北京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254页。长街商肆的繁荣和规模可见一班。
(46)如城北有塘角,城外北侧有砖瓦巷、箍桶巷,西侧临江有筷子街;城南有鲜鱼巷、米码头、油码头等。参见《湖北省城内外街道总图》,武汉历史地图集编委会编:《武汉历史地图集》,第24—25页。
(47)公所和同业公会以车、漆、木、肉、厨、靴等行业为主,主要满足城市居民日常衣食住行。
(48)《清军布防图》《湖北武汉全图》《湖北省城内外街道总图》《武汉略图》《武昌省城最新街道图》《汉阳府城及附近详图》等历史地图也能反映武昌、汉阳沿长江一带的发展变化。参见武汉历史地图集编委会编《武汉历史地图集》,第16、22、24—25、31、34—35页。
(49)王葆心著,陈志平等校:《续汉口丛谈》,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8页。
(50)叶调元著,徐明庭、马昌松校注:《汉口竹枝词校注》,第68页。
(51)王葆心:《续汉口丛谈》,第18—19页。
(52)《鹦鹉洲湖南竹木帮全图图说》,武汉历史地图集编委会编:《武汉历史地图集》,第51页。
(53)陈醒、陈立廉:《汉阳鹦鹉洲竹木市场史略》,政协武汉市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印:《武汉工商经济史料》第1辑,1983年印行,第117页。
(54)明清时期武汉长江的沙洲演变是个复杂的过程,总体来看在东西两岸交替出现及消亡或并岸。参见尹玲玲《明清时期长江武汉段江面的沙洲演变》,《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7年第2辑。
(55)少量会馆依位于拦江堤一线,如安益会馆。
(56)这里主要为祁常两帮经营,在堤前街建有祁阳会馆、常宁会馆及祁属永安、西龙会馆。“白沙洲……水路交通,亦极便利,两岸木材,纵横排列,弥望皆是”。吴熙元:《武汉之木材业》,《汉口商业月刊》第2卷第6期(1935年)。
(57)武昌、汉阳底图根据1909年《武昌省城最新街道图》《汉阳府城附近最新图》绘制。参见武汉历史地图集编委会编《武汉历史地图集》,第30—31、34—35页。
(58)武汉市地方志办公室、武汉图书馆编:《民国〈夏口县志〉校注》,第236页。
(59)到同治十年(1871),沿河码头共有16处,沿江码头6处。参见周荣亚《武汉指南》第2编,第32—36页。
(60)参见武汉历史地图集编委会编《武汉历史地图集》,第18、42—43页。
(61)叶调元著,徐明庭、马昌松校注:《汉口竹枝词校注》,第4页。
(62)从前文分析看,至道光年间汉口真正的手工业组织并不多;以沈家庙和三义殿中间位置,约接驾嘴、十方庵一线为界,西侧有会馆公所27处,多为地域性会馆,豆芽公所、轩辕庵、双红公所、太清宫、文苑公所等5处为同业组织,其中太清宫(银炉坊)接近手工业;东侧15处中,有鞋业(孙祖阁)、木业(鲁班阁)、袜业(袜业公会)、烟袋业(老君殿)等接近手工业。
(63)篮子街、万年街(多皮鼓、弦乐作坊,取“万年长乐”之意)、梳子街、灯笼巷、打扣巷、剪子街、衣服街、纬子街、打铜巷、芦席街等。街道名称及位置,参见续辑《汉阳县志》舆图、《武汉城镇合图》、《湖北汉口镇街道图》,武汉历史地图集编委会编《武汉历史地图集》,第18、21、43页。
(64)分别为木业、循礼坊肉业、豆芽业。
(65)药材业为三皇殿和药王庙,纺织业为三元殿,纸业为千佛庵,杂货为江南京南公所。
(66)主要由徽州、广东、山陕、福建、江西商人经营,见武汉市地方志办公室、武汉图书馆编《民国〈夏口县志〉校注》,第248—249页。
(67)有太清宫(银炉坊帮)、孙祖阁(鞋业)、双红公所(纸业)、黄陂袜业公会、雷祖殿(武汉菜面馆公会)、轩辕庵(黄孝汉成衣帮)、宝善公所(杂货业)、老君殿(黄陂烟袋帮公会)等。
(68)有天印公所(江苏上元县团体)、浙宁公所(后改名宁波会馆)、京江会馆(江苏省徒阳坛溧等四县公所)、元宁公会(江苏上元江宁两县团体)、镇江公所、绍兴会馆。
(69)见武汉市地方志办公室、武汉图书馆编《民国〈夏口县志〉校注》,第248—249页。
(70)有洑波宫(辰州会馆)、宝庆公所、长郡公所。
(71)除了前文提到的江浙地区会馆,还有江西的仁寿宫与万寿宫毗邻,山西布帮公所与山陕会馆毗邻。
(72)叶调元著,徐明庭、马昌松校注:《汉口竹枝词校注》,第17页。
(73)范锴著,江浦等校释:《汉口丛谈校释》,第92页。
(74)叶调元著,徐明庭、马昌松校注:《汉口竹枝词校注》,第23、29、33—36页。
(75)如平江商业公会近长郡会馆、萍醴公所和辰州会馆近宝庆会馆。
(76)如图1至图3所示,会馆公所分布大致经历了点状(早期)、垂直于江河的线状(中期)、平行于江河的带状(晚期)三个阶段。
(77)刘剀:《汉口会馆对汉口城市空间形态的影响》,《建筑学报》2012年第7期。
(78)《江城玉笛》,《申报》1897年3月30日,第3版。
(79)光绪《汉阳县识》,《中国地方志集成·湖北府县志辑》,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385页。
(80)原因可能是木结构房屋修建迅速,加上汉口当时已经有相对完整的土地产权制度。根本原因应该是战争并未对汉口的经济区位产生根本影响。
(81)分别为江南京南公所、新安书院、岭南会馆、江苏会馆、江浙会馆、豆芽公所、金庭会馆、齐安公所、钟台书院、京江会馆、仁寿宫、帝王宫。
(82)王永年:《晚清汉口对外贸易的发展与传统商业的演变》,《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6期。
(83)王永年:《晚清汉口对外贸易的发展与传统商业的演变》,《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6期。
(84)“同光年间,八大行演变为盐、茶、药材、广福杂货、油行、粮食行、棉花、牛皮行。”叶调元著,徐明庭、马昌松校注:《汉口竹枝词校注》,第4页。
(85)较为明确原籍是江浙一带的会馆公所,有江浙公所(三元殿)、江苏会馆(千佛庵)、金庭公店、天印公所(上元会馆)、浙宁公所(宁波会馆)、京江会馆、元宁公会、镇江公所、绍兴会馆(阳明书院)、苏湖公所、四明公所等11处,数量为外省中最多;同治年后新建2处(四明公所、苏湖公所),亦为外省中最多。
(86)扬铎、宋瑞贤:《武汉沿革略识》,湖北省武汉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武汉文史资料》第1辑,1980年印行,第270页。
(87)参见罗威廉《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冲突和社区(1796—1895)》,第89—90页;刘剀《晚清汉口城市发展与空间形态研究》,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0年版,第197—198页。
(88)武汉市地方志办公室、武汉图书馆编:《民国〈夏口县志〉校注》,第236页。
(89)见武汉市地方志办公室、武汉图书馆编《民国〈夏口县志〉校注》,第118—138页;汉口商业一览编辑处编《汉口商业一览》,第262—271页。
(90)如浙江新金业公会、华商总会、银行公会、调剂公会等分布于租界外围。清末拆除汉口堡修后城马路后,马路沿线迅速成为闹市,吸引了一批“公会”类商人组织,如驾轻公会、申帮棉业公会、汉口报关公会、汉口保险经理公会、浙江金业公会、电业新公会、豆油饼公会等。参见汉口商业一览编辑处编《汉口商业一览》,第262—271页。
(91)张继煦:《叙论》,《湖北学生界》1903年第1期。
(92)任放:《近代两湖地区的交通格局》,《史学月刊》2014年第2期。
(93)皮明庥、李策:《汉口开埠设关与武汉城市格局的形成》,《近代史研究》1991年第4期。
(94)按建立时间先后,沿河分别为天宝巷(乾隆元年,1736),杨家河、尚义巷、老水巷(乾隆二年),小硚口、永宁巷、大硚口、武圣庙、大王庙、老官庙(乾隆三年),沈家庙、龙王庙、宗山庙(乾隆四年),鲍家巷、新码头(道光八年),流通巷(道光十二年);沿江分别为招商局、熊家巷、花楼、洪益巷(咸丰九年),宝顺码头(同治二年),顺丰茶砖码头(同治十年)。参见周荣亚《武汉指南》第2编,第32—36页。
(95)汤黎:《人口、空间与汉口的城市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57—60页。
(96)表1显示咸丰年后日常服务类会馆公所明显增加,咸丰至宣统年建立的59个会馆公所中餐饮、鱼肉禽蛋等直接消费相关会馆公所达8个。
(97)罗威廉:《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冲突和社区(1796—1895)》,第95页。
(98)如黄陂相关会馆均位于黄陂街西北一线,暗示黄陂商户确实多集中于黄陂街。黄陂街“在明嘉靖以前便有之,居肆商民,大率黄孝人也”(参见王葆心《续汉口丛谈》,第147页),宝庆会馆周边则形成了范围较大的宝庆社区。
(99)如“上街宅宇住胡同,堂匾门灯气象雄。乞食人稀行路绝,头门人守后门封”“下街宅宇总临街,车轿喧阗室有埃”“下路人烟稠密,巷道繁多,四面皆屋,容易迷途”“下堤不与上堤同,道路蹊跷店面穷”。叶调元著,徐明庭、马昌松校注:《汉口竹枝词校注》,第7、8、36页。
(100)如崇仁巷、体仁巷、尚义巷、缙绅巷、永宁巷等。
(2)石莹:《清代前期汉口的商品市场》,《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1989年第2期。
(3)茶圃:《中国对外贸易之大势》,《国风报》第1卷第23期(1910年)。
(4)叶调元著,徐明庭、马昌松校注:《汉口竹枝词校注》,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页。
(5)晏斯盛:《请设商社疏》,贺长龄辑:《清经世文编》卷40《户政十五·仓储下》,中华书局1992年影印版,第991页。
(6)何炳棣:《中国会馆史论》,台湾学生书局1966年版,第102—108页。
(7)王日根:《乡土之链——明清会馆与社会变迁》,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73—279页。
(8)薄井由:《清末以来会馆的地理分布——以东亚同文书院调查资料为依据》,《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3年第3辑。
(9)沈旸:《明清苏州的会馆与苏州城》,贾珺主编:《建筑史》第21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57—171页;沈旸:《明清时期天津的会馆与天津城》,《华中建筑》2006年第11期;沈旸:《明清聊城的会馆与聊城》,《华中建筑》2007年第2期;沈旸:《明清南京的会馆与南京城》,《建筑师》2007年第4期。
(1)参见罗威廉著,江溶、鲁西奇译《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与社会(1796—1889)》,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罗威廉著,鲁西奇、罗杜芳译《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冲突与社区(1796—1895)》,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2)王刚:《街道的形成——1861年以前汉口街道历史性考察》,《新建筑》2010年第4期;于志光:《武汉城市空间营造研究》,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1年版;刘凯:《汉口会馆对汉口城市空间形态的影响》,《建筑学报》2012年第7期。
(3)潘长学、徐宇甦:《汉口山陕会馆考》,《华中建筑》2003年第4期;刘嘉乘:《清代汉口商人会馆的建构及其类型》,《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7年第3期。
(4)于志光:《武汉城市空间营造研究》,第114页。
(5)当然也存在有商帮而未建会馆公所的情况,“杂货帮为例,浙、宁杂货帮,江苏杂货帮,其他诸省京苏洋广杂货未建公所自为商帮的亦不少”。参见何炳棣《中国会馆史论》,第106页。
(6)如龙王庙是水果市场,土水果自治会位于龙王庙;杨家河是杂粮集散地,其周边有粮行公所、粮食公所、湖南会馆、上埠及中埠杂粮斗级公所等一批相关会馆公所。
(7)以民国时期的药材、棉花、皮业为例,155家药材行中,59家位于沈家庙,28家位于大、小夹街,其余也多在新码头、陞基巷一带,可以说非常集中;棉花商号中行35家(入棉花行业工会的称“行”),号22家(入申帮棉业工会的称号)。其中,棉花行集中在大小夹街、黄陂街一带,棉花号集中在后城马路五常里一带;12家皮货行中有8家在黄陂街。参见汉口商业一览编辑处编《汉口商业一览》,1926年印行,第229—234、92—95、198—199页。
(8)如前注提到的药材会馆主要分布在沈家庙周围(5家较为明确的药材行业组织三皇殿、药王庙、神农殿、广义公所、安苓公所、药业公所中只有安苓公所位于五彩河街),棉花行业公会在大夹街,申帮棉业工会则位于后城马路同善里。
(9)主要资料为以下三类:一是历史地图,1868年《续辑汉阳县志图》是较早的街市祥图,细致准确地记录了汉口街巷格局和重要的建筑点,包括较早的药材行帮公所三皇殿;1877年《湖北汉口镇街道图》记录建筑点较多;经考证约为1890年前后的《武汉城镇合图》含大量的会馆公所位置信息。另有部分民国年间地图可作参考。所提及历史地图均收录于武汉历史地图集编委会编《武汉历史地图集》,中国地图出版社1996年版,第18、20—21、42页。二是《汉口丛谈》相关记载,《汉口丛谈》卷2制表记录了街巷、建筑信息262条,对部分会馆公所建筑略有记述。参见范锴著,江浦等校释《汉口丛谈校释》,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7—87页。三是《夏口县志》相关记载,其《建置志》与《补遗》依据调查数据,记录了确有创建年代的会馆公所126个,另有41个创建年代不详的只列名称与地址,参见武汉市地方志办公室、武汉图书馆编《民国〈夏口县志〉校注》,武汉出版社2010年版,第118—138、679页。
(10)相关省对应会馆公所数量为江浙12家、湖南7家,江西、河南、安徽各3家,山陕2家,福建、广东、山东各1家。
(11)最早的是三皇殿,另康熙年间成立13家,雍正年间1家,乾隆年间10家,嘉庆年间3家,道光年间14家,咸丰年间8家,同治年间18家,光绪年间31家,宣统年间2家;自顺治年至嘉庆年,平均每年建立会馆数值均在0.2个以下,道光年至宣统年平均每年建立会馆数值分别为0.46、0.72、1.5、0.91、0.66个。
(12)20处会馆中仅金箔会馆为同业组织。
(13)如怀庆会馆(怀庆府多县药商组织)、覃怀中州会馆(河内四县营业西货商号组织)、上元会馆(上元县杂货海味等商户组织)。
(14)据记载,其中宝庆公所、齐鲁公所、南城公所、苏湖公所、长郡公所为同乡组织,行业属性不明显。
(15)分别为:山西布帮公所、广义公所(罗田麻城二县苓商建造)、淮盐公所、黄陂公所、江南京南公所、江浙公所、黄帮白铁公所、南城公所、萍澧公所、齐安公所(黄帮建造)、天印公所(江苏省上元县)、孝邑公所、浙宁公所、镇江公所、安苓公所(安徽潜山等五邑旅汉苓商公会)。
(16)吴慧:《会馆、公所、行会:清代商人组织演变述要》,《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3期。
(17)密度分析是根据输入要素数据计算整个区域的数据聚集状况。
(18)“汉口镇……分为上下二路,居仁由义二坊为上路,自艾家嘴至金庭公店属仁义司汛地,循礼大智二坊为下路,自金庭公店下至额公祠为礼智司汛地。”参见范锴《汉口丛谈校释》,第35—36页。
(19)武汉市地方志办公室、武汉图书馆编:《民国〈夏口县志〉校注》,第119页。
(20)武汉市地方志办公室、武汉图书馆编:《民国〈夏口县志〉校注》,第135页。
(21)分别为新安书院、辰州会馆、神农殿、淮盐公所,其中淮盐公所是光绪十五年(1889)由雷祖殿分至石码头正街,而五处名为“雷祖殿”的地点中光绪年以前建立的三处均位于石码头正街的北方,故大致可以认定淮盐公所迁移方向由北向南。
(22)分别为咸宁会馆、长春公所。
(23)分别为江南京南公所、武帮铁业公所、老君殿。
(24)范锴著,江浦等校释:《汉口丛谈校释》,第49页。
(25)汉口传统市区自成规模后总体变化不大,土地得到高效利用,产权制度相对严格,建设活动多为自发、小规模、渐进式的,对地形的人工影响主要体现在对堤外、宝庆码头大水巷一带、租界区、铁路外部分地区的填筑。
(26)其中有宝庆码头、大水巷一带,大夹街以北一带两处低地。
(27)民权路(原王家巷)实际上原为长堤一段。
(28)《武汉水灾》,《纺织周刊》1931年第19期。
(29)王玉德、范存俊、唐惠珊:《1931年武汉水灾纪略》,《湖北文史资料》1998年第4辑。
(30)参见王刚《街道的句法——武汉汉正街街道历史性考察》,博士学位论文,华中科技大学,2008年,第59页。
(31)叶调元著,徐明庭、马昌松校注:《汉口竹枝词校注》,第7页。
(32)水野幸吉:《汉口》,上海昌明公司1908年印行,第52—53页。
(33)王刚:《街道的形成——1861年以前汉口街道历史性考察》,《新建筑》2010年第4期。
(34)参见《汉市各段地价》,《新汉口》第1卷第4期(1929年)。
(35)三善巷至存仁巷正是正街两处高地之间的低洼地段,黄陂街则是相对高地。
(36)药王庙碑文,参见王默、尹忠华《汉正街的“药帮”与药王庙》,《武汉文史资料》2007年第7期。
(37)范锴著,江浦等校释:《汉口丛谈校释》,第102页。
(38)范锴著,江浦等校释:《汉口丛谈校释》,第71页。
(39)主要在靠北的堤街、汉水上游的河街。
(40)由东向西的3处整体是迁往低价地区;在南北向迁移中,由南向北的咸宁会馆和长春公所均是迁向了地价更低的区域。由北向南迁移的新安书院、辰州会馆、神农殿、淮盐公所中,新安书院和淮盐公所实力雄厚,从堤街附近往南繁华地段发展;辰州会馆虽是向南,却从繁华的大夹街三皇殿一带到地势低洼的永宁巷河街一带。
(41)辰州会馆向南迁移更靠近其他湖南籍会馆公所(如宝庆会馆、沅帮公所、萍醴公所等);神农殿是药材商的组织,南迁至陞基巷是迁到了药材行业的聚集区。
(42)汉口会馆公所组织发展具有较强的延续性,民国同业公会组织不少也是由前期的会馆公所改组而成;1883年《湖北省城内外街道总图》显示的武昌会馆公所位置与民国情况基本一致;而汉阳鹦鹉洲的“五府十八帮”与民国时期的20家竹木业公会也具有直接的关联。所以从民国商人组织情况推测清代整体情况应该是有价值的。
(43)以下武昌汉阳会馆公所相关信息均来自《武汉指南》、《湖北省城内外街道总图》和1930年《武汉三镇市街实测详图》。参见周荣亚《武汉指南》第4编,新中华日报社1933年版,第26—38页;武汉历史地图集编委会编《武汉历史地图集》,第24—25、64—65页。
(44)这几个会馆属在此经营竹木业的湖南祁常帮。
(45)太平军入城时“众皆居长街列肆及人家大厦”。参见陈徽言《武昌纪事》,中国史学会编:《太平天国战纪》,北京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254页。长街商肆的繁荣和规模可见一班。
(46)如城北有塘角,城外北侧有砖瓦巷、箍桶巷,西侧临江有筷子街;城南有鲜鱼巷、米码头、油码头等。参见《湖北省城内外街道总图》,武汉历史地图集编委会编:《武汉历史地图集》,第24—25页。
(47)公所和同业公会以车、漆、木、肉、厨、靴等行业为主,主要满足城市居民日常衣食住行。
(48)《清军布防图》《湖北武汉全图》《湖北省城内外街道总图》《武汉略图》《武昌省城最新街道图》《汉阳府城及附近详图》等历史地图也能反映武昌、汉阳沿长江一带的发展变化。参见武汉历史地图集编委会编《武汉历史地图集》,第16、22、24—25、31、34—35页。
(49)王葆心著,陈志平等校:《续汉口丛谈》,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8页。
(50)叶调元著,徐明庭、马昌松校注:《汉口竹枝词校注》,第68页。
(51)王葆心:《续汉口丛谈》,第18—19页。
(52)《鹦鹉洲湖南竹木帮全图图说》,武汉历史地图集编委会编:《武汉历史地图集》,第51页。
(53)陈醒、陈立廉:《汉阳鹦鹉洲竹木市场史略》,政协武汉市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印:《武汉工商经济史料》第1辑,1983年印行,第117页。
(54)明清时期武汉长江的沙洲演变是个复杂的过程,总体来看在东西两岸交替出现及消亡或并岸。参见尹玲玲《明清时期长江武汉段江面的沙洲演变》,《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7年第2辑。
(55)少量会馆依位于拦江堤一线,如安益会馆。
(56)这里主要为祁常两帮经营,在堤前街建有祁阳会馆、常宁会馆及祁属永安、西龙会馆。“白沙洲……水路交通,亦极便利,两岸木材,纵横排列,弥望皆是”。吴熙元:《武汉之木材业》,《汉口商业月刊》第2卷第6期(1935年)。
(57)武昌、汉阳底图根据1909年《武昌省城最新街道图》《汉阳府城附近最新图》绘制。参见武汉历史地图集编委会编《武汉历史地图集》,第30—31、34—35页。
(58)武汉市地方志办公室、武汉图书馆编:《民国〈夏口县志〉校注》,第236页。
(59)到同治十年(1871),沿河码头共有16处,沿江码头6处。参见周荣亚《武汉指南》第2编,第32—36页。
(60)参见武汉历史地图集编委会编《武汉历史地图集》,第18、42—43页。
(61)叶调元著,徐明庭、马昌松校注:《汉口竹枝词校注》,第4页。
(62)从前文分析看,至道光年间汉口真正的手工业组织并不多;以沈家庙和三义殿中间位置,约接驾嘴、十方庵一线为界,西侧有会馆公所27处,多为地域性会馆,豆芽公所、轩辕庵、双红公所、太清宫、文苑公所等5处为同业组织,其中太清宫(银炉坊)接近手工业;东侧15处中,有鞋业(孙祖阁)、木业(鲁班阁)、袜业(袜业公会)、烟袋业(老君殿)等接近手工业。
(63)篮子街、万年街(多皮鼓、弦乐作坊,取“万年长乐”之意)、梳子街、灯笼巷、打扣巷、剪子街、衣服街、纬子街、打铜巷、芦席街等。街道名称及位置,参见续辑《汉阳县志》舆图、《武汉城镇合图》、《湖北汉口镇街道图》,武汉历史地图集编委会编《武汉历史地图集》,第18、21、43页。
(64)分别为木业、循礼坊肉业、豆芽业。
(65)药材业为三皇殿和药王庙,纺织业为三元殿,纸业为千佛庵,杂货为江南京南公所。
(66)主要由徽州、广东、山陕、福建、江西商人经营,见武汉市地方志办公室、武汉图书馆编《民国〈夏口县志〉校注》,第248—249页。
(67)有太清宫(银炉坊帮)、孙祖阁(鞋业)、双红公所(纸业)、黄陂袜业公会、雷祖殿(武汉菜面馆公会)、轩辕庵(黄孝汉成衣帮)、宝善公所(杂货业)、老君殿(黄陂烟袋帮公会)等。
(68)有天印公所(江苏上元县团体)、浙宁公所(后改名宁波会馆)、京江会馆(江苏省徒阳坛溧等四县公所)、元宁公会(江苏上元江宁两县团体)、镇江公所、绍兴会馆。
(69)见武汉市地方志办公室、武汉图书馆编《民国〈夏口县志〉校注》,第248—249页。
(70)有洑波宫(辰州会馆)、宝庆公所、长郡公所。
(71)除了前文提到的江浙地区会馆,还有江西的仁寿宫与万寿宫毗邻,山西布帮公所与山陕会馆毗邻。
(72)叶调元著,徐明庭、马昌松校注:《汉口竹枝词校注》,第17页。
(73)范锴著,江浦等校释:《汉口丛谈校释》,第92页。
(74)叶调元著,徐明庭、马昌松校注:《汉口竹枝词校注》,第23、29、33—36页。
(75)如平江商业公会近长郡会馆、萍醴公所和辰州会馆近宝庆会馆。
(76)如图1至图3所示,会馆公所分布大致经历了点状(早期)、垂直于江河的线状(中期)、平行于江河的带状(晚期)三个阶段。
(77)刘剀:《汉口会馆对汉口城市空间形态的影响》,《建筑学报》2012年第7期。
(78)《江城玉笛》,《申报》1897年3月30日,第3版。
(79)光绪《汉阳县识》,《中国地方志集成·湖北府县志辑》,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385页。
(80)原因可能是木结构房屋修建迅速,加上汉口当时已经有相对完整的土地产权制度。根本原因应该是战争并未对汉口的经济区位产生根本影响。
(81)分别为江南京南公所、新安书院、岭南会馆、江苏会馆、江浙会馆、豆芽公所、金庭会馆、齐安公所、钟台书院、京江会馆、仁寿宫、帝王宫。
(82)王永年:《晚清汉口对外贸易的发展与传统商业的演变》,《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6期。
(83)王永年:《晚清汉口对外贸易的发展与传统商业的演变》,《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6期。
(84)“同光年间,八大行演变为盐、茶、药材、广福杂货、油行、粮食行、棉花、牛皮行。”叶调元著,徐明庭、马昌松校注:《汉口竹枝词校注》,第4页。
(85)较为明确原籍是江浙一带的会馆公所,有江浙公所(三元殿)、江苏会馆(千佛庵)、金庭公店、天印公所(上元会馆)、浙宁公所(宁波会馆)、京江会馆、元宁公会、镇江公所、绍兴会馆(阳明书院)、苏湖公所、四明公所等11处,数量为外省中最多;同治年后新建2处(四明公所、苏湖公所),亦为外省中最多。
(86)扬铎、宋瑞贤:《武汉沿革略识》,湖北省武汉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武汉文史资料》第1辑,1980年印行,第270页。
(87)参见罗威廉《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冲突和社区(1796—1895)》,第89—90页;刘剀《晚清汉口城市发展与空间形态研究》,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0年版,第197—198页。
(88)武汉市地方志办公室、武汉图书馆编:《民国〈夏口县志〉校注》,第236页。
(89)见武汉市地方志办公室、武汉图书馆编《民国〈夏口县志〉校注》,第118—138页;汉口商业一览编辑处编《汉口商业一览》,第262—271页。
(90)如浙江新金业公会、华商总会、银行公会、调剂公会等分布于租界外围。清末拆除汉口堡修后城马路后,马路沿线迅速成为闹市,吸引了一批“公会”类商人组织,如驾轻公会、申帮棉业公会、汉口报关公会、汉口保险经理公会、浙江金业公会、电业新公会、豆油饼公会等。参见汉口商业一览编辑处编《汉口商业一览》,第262—271页。
(91)张继煦:《叙论》,《湖北学生界》1903年第1期。
(92)任放:《近代两湖地区的交通格局》,《史学月刊》2014年第2期。
(93)皮明庥、李策:《汉口开埠设关与武汉城市格局的形成》,《近代史研究》1991年第4期。
(94)按建立时间先后,沿河分别为天宝巷(乾隆元年,1736),杨家河、尚义巷、老水巷(乾隆二年),小硚口、永宁巷、大硚口、武圣庙、大王庙、老官庙(乾隆三年),沈家庙、龙王庙、宗山庙(乾隆四年),鲍家巷、新码头(道光八年),流通巷(道光十二年);沿江分别为招商局、熊家巷、花楼、洪益巷(咸丰九年),宝顺码头(同治二年),顺丰茶砖码头(同治十年)。参见周荣亚《武汉指南》第2编,第32—36页。
(95)汤黎:《人口、空间与汉口的城市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57—60页。
(96)表1显示咸丰年后日常服务类会馆公所明显增加,咸丰至宣统年建立的59个会馆公所中餐饮、鱼肉禽蛋等直接消费相关会馆公所达8个。
(97)罗威廉:《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冲突和社区(1796—1895)》,第95页。
(98)如黄陂相关会馆均位于黄陂街西北一线,暗示黄陂商户确实多集中于黄陂街。黄陂街“在明嘉靖以前便有之,居肆商民,大率黄孝人也”(参见王葆心《续汉口丛谈》,第147页),宝庆会馆周边则形成了范围较大的宝庆社区。
(99)如“上街宅宇住胡同,堂匾门灯气象雄。乞食人稀行路绝,头门人守后门封”“下街宅宇总临街,车轿喧阗室有埃”“下路人烟稠密,巷道繁多,四面皆屋,容易迷途”“下堤不与上堤同,道路蹊跷店面穷”。叶调元著,徐明庭、马昌松校注:《汉口竹枝词校注》,第7、8、36页。
(100)如崇仁巷、体仁巷、尚义巷、缙绅巷、永宁巷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