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经济增长差异的再反思:历史起因与演化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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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从地方干部的历史来源出发,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福建省各县市的经济政策以及地区经济发展的绩效差异进行了解释和检验。我们发现:中国革命的历史发展路径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地方的干部来源产生了持续的深刻影响;在不同历史来源的地方干部中,地方政府的行为倾向和经济政策选择存在着显著差异;地区之间不同的经济政策导向决定了经济增长绩效的区域差异。
We examine the historical origin of economic disparity at county level in Fujian Province empirically. We argue that the trajectory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revolution led to th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policy preference of local cadres with different historical experience since 1950 s. The local economic policies had profound impact on the long-term growth performance in the counties.
We examine the historical origin of economic disparity at county level in Fujian Province empirically. We argue that the trajectory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revolution led to th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policy preference of local cadres with different historical experience since 1950 s. The local economic policies had profound impact on the long-term growth performance in the counties.
引文
[1]Blanchard, O., and A. Shleifer, “Federalism with and without Political Centralization: China vs. Russia”, IMF Staff Papers, 2001, 48(Special Issue), 171—179.
[2]蔡昉、王德文,“比较优势差异、变化及其对地区差距的影响”,《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5期,第41—54页。
[3]长江支队回忆录编纂委员会,《长江支队回忆录》,1997年。
[4]Démurger, S., J. D. Sachs, W. T. Woo, S. Bao, G. Chang, and A. Mellinger, “Geography, Economic Policy,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in China”, Asian Economic Papers, 2002, 1(1), 146—197.
[5]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1994年第二版)、第3卷(1993年第一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994年。
[6]丁伟志、刘树勋主编,《百县市经济社会调查·晋江卷》。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2年。
[7]东山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东山县志》。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
[8]杜润生,《杜润生自述: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决策纪实》。人民出版社,2005年。
[9]樊纲、王小鲁、马光荣,“中国市场化进程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经济研究》,2011年第9 期,第4—16页。
[10]范剑勇,“产业集聚与地区间劳动生产率差异”,《经济研究》,2006年第11期,第72—81页。
[11]范剑勇、林云,“产品同质性、投资的地方保护与国内产品市场一体化测度”,《经济研究》,2011年第11期,第48—59页。
[12]Fleisher, B. M., and J. Chen, “The Coast-Noncoast Income Gap, Productivity and Regional Economic Policy in China”,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1997, 25(2), 220—236.
[13]贺东航,“地方政府与晋江民营经济的崛起(一九七零年代至一九九零年代)”,《南洋问题研究》,1999年第1期,第127—136页。
[14]江宏真,“东山经济建设实践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载李天森主编《走向市场经济》。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3年。
[15]晋江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晋江市志》(上、下)。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
[16]金煜、陈钊、陆铭,“中国的地区工业集聚:经济地理、新经济地理与经济政策”,《经济研究》,2006年第4期,第79—89页。
[17]Li, H.,and L. Zhou, “Political Turnover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The Incentive Role of Personnel Control in China”,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2005, 89(9—10), 1743—1762.
[18]林毅夫、刘培林,“中国的经济发展战略与地区收入差距”,《经济研究》,2003年第3期,第19—25页。
[19]林毅夫、蔡昉、李周,《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 ( 增订版)》。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
[20]刘瑞明,“所有制结构、增长差异与地区差距: 历史因素影响了增长轨迹吗”,《经济研究》,2011年增2期,第16—27页。
[21]刘生龙、胡鞍钢,“基础设施的外部性在中国的检验:1988—2007”,《经济研究》,2010年第3 期,第4—15页。
[22]刘少奇,《刘少奇选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
[23]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4 卷(第二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
[24]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7、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
[25]Maskin, E., Y. Qian, and C. Xu, “Incentives, Scale Economies, and Organization Forms”,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2000, 67(2), 359—378.
[26]Montinola, G., Y. Qian, and B. R. Weingast, “Federalism, Chinese Style: The Political Basis for Economic Success”,World Politics, 1995, 48(1), 50—81.
[27]North, D. C., 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28]皮建才,“中国式分权下的地方官员治理研究”,《经济研究》,2012年第10期,第14—26页。
[29]Qian, Y., and B. R. Weingast, “Federalism as a Commitment to Reserving Market Incentives”,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997, 11(4), 83—92.
[30]上杭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上杭县志》。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
[31]陶然、苏福兵、陆曦、朱昱铭,“经济增长一定带来晋升吗?——对晋升锦标竞赛理论的逻辑挑战与省级实证重估”,《管理世界》,2010年第12 期,第13—26页。
[32]王小鲁、樊纲,“中国地区差距的变动趋势和影响因素”,《经济研究》,2004年第1 期,第33—44页。
[33]韦倩、王安、王杰,“中国沿海地区的崛起:市场的力量”,《经济研究》,2014年第8期,第170—183页。
[34]魏子熹、傅家栋主编,《百县市经济社会调查上杭卷》。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年。
[35]吴延兵,“自主研发、技术引进与生产率:基于中国地区工业的实证研究”,《经济研究》,2008年第8期,第51—64页。
[36]徐现祥、王贤彬,“晋升激励与经济增长: 来自中国省级官员的证据”,《世界经济》,2010a年第2 期,第15—36页。
[37]徐现祥、王贤彬,“任命制下的官员经济增长行为”,《经济学》(季刊),2010b年第4 期,第1447—1466页。
[38]徐现祥、李郇、王美今,“区域一体化、经济增长与政治晋升”,《经济学》(季刊),2007年第4 期,第1075—1096页。
[39]姚鼎生,《铁汉魏金水》。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
[40]张军、金煜,“中国的金融深化和生产率关系的再检测:1987—2001”,《经济研究》,2005年第11期,第34—44页。
[41]张军、高远、傅勇、张弘,“中国为什么拥有了良好的基础设施?”,《经济研究》,2007年第3期,第4—19页。
[42]张瑞尧、卢增荣主编,《福建地区经济》。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6年。
[43]张学良,“中国交通基础设施促进了区域经济增长吗——兼论交通基础设施的空间溢出效应”,《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3 期,第60—77页。
[44]中共福建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福建地方史(社会主义时期)》。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
[45]中共福建省委组织部、中共福建省委党史研究室、福建省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福建省组织史资料》。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4年。
[46]《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年。
[47]周恩来,《周恩来选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年。
[48]周黎安,“中国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赛模式研究”,《经济研究》,2007年第7期,第36—50页。
(1)1陶然等(2010)在实证上对于“晋升锦标赛理论”提出了质疑。
(2)21954年9月,周恩来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只有依靠重工业,才能保证整个工业的发展,才能保证现代化农业和现代化交通运输业的发展,才能保证现代化国防力量的发展,并且归根结底,也只有依靠重工业,才能保证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不断提高。”(《周恩来选集》下卷,1984:第133 页。)
(3)31980年9月,中央召开省市区第一书记座谈会,专门讨论农业生产责任制问题。发言反对包产到户的,有福建、江苏、黑龙江几个省的省委书记。支持的,有贵州省委书记池必卿、内蒙古区党委书记周惠、辽宁省委书记任仲夷(杜润生,2005:第118页)。
(4)4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三野南下干部在福建省委常委中占比基本维持在40%—50%,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甚至高达60%以上。而长江支队干部占比则在20%上下,并且在担任省委常委的长江支队干部里,来自太行区的干部在数量上要多于来自太岳区的干部。相比之下,本地游击队出身的干部在50年代之后基本上无人能够担任省委常委职务。
(5)5长江支队干部由于保护本地利益而得到了东山县基层干部和群众的拥护和支持(《东山县志》,1994:第146—147页)。
(6)6由于石狮市原属于原晋江县,我们在统计分析中将石狮市和晋江市相加,以保持与原晋江县的统计可比性。
(7)7甲类为三野南下干部, 乙类为长江支队干部,丙类为太行干部,丁类为太岳干部。
(8)8由于甲类干部接管县仅有3个县(市)有强游击队,且两类县(市)增长绩效差异不太,本文未再区分甲类干部内部的两类县(市)。
[2]蔡昉、王德文,“比较优势差异、变化及其对地区差距的影响”,《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5期,第41—54页。
[3]长江支队回忆录编纂委员会,《长江支队回忆录》,1997年。
[4]Démurger, S., J. D. Sachs, W. T. Woo, S. Bao, G. Chang, and A. Mellinger, “Geography, Economic Policy,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in China”, Asian Economic Papers, 2002, 1(1), 146—197.
[5]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1994年第二版)、第3卷(1993年第一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994年。
[6]丁伟志、刘树勋主编,《百县市经济社会调查·晋江卷》。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2年。
[7]东山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东山县志》。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
[8]杜润生,《杜润生自述: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决策纪实》。人民出版社,2005年。
[9]樊纲、王小鲁、马光荣,“中国市场化进程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经济研究》,2011年第9 期,第4—16页。
[10]范剑勇,“产业集聚与地区间劳动生产率差异”,《经济研究》,2006年第11期,第72—81页。
[11]范剑勇、林云,“产品同质性、投资的地方保护与国内产品市场一体化测度”,《经济研究》,2011年第11期,第48—59页。
[12]Fleisher, B. M., and J. Chen, “The Coast-Noncoast Income Gap, Productivity and Regional Economic Policy in China”,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1997, 25(2), 220—236.
[13]贺东航,“地方政府与晋江民营经济的崛起(一九七零年代至一九九零年代)”,《南洋问题研究》,1999年第1期,第127—136页。
[14]江宏真,“东山经济建设实践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载李天森主编《走向市场经济》。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3年。
[15]晋江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晋江市志》(上、下)。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
[16]金煜、陈钊、陆铭,“中国的地区工业集聚:经济地理、新经济地理与经济政策”,《经济研究》,2006年第4期,第79—89页。
[17]Li, H.,and L. Zhou, “Political Turnover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The Incentive Role of Personnel Control in China”,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2005, 89(9—10), 1743—1762.
[18]林毅夫、刘培林,“中国的经济发展战略与地区收入差距”,《经济研究》,2003年第3期,第19—25页。
[19]林毅夫、蔡昉、李周,《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 ( 增订版)》。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
[20]刘瑞明,“所有制结构、增长差异与地区差距: 历史因素影响了增长轨迹吗”,《经济研究》,2011年增2期,第16—27页。
[21]刘生龙、胡鞍钢,“基础设施的外部性在中国的检验:1988—2007”,《经济研究》,2010年第3 期,第4—15页。
[22]刘少奇,《刘少奇选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
[23]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4 卷(第二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
[24]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7、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
[25]Maskin, E., Y. Qian, and C. Xu, “Incentives, Scale Economies, and Organization Forms”,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2000, 67(2), 359—378.
[26]Montinola, G., Y. Qian, and B. R. Weingast, “Federalism, Chinese Style: The Political Basis for Economic Success”,World Politics, 1995, 48(1), 50—81.
[27]North, D. C., 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28]皮建才,“中国式分权下的地方官员治理研究”,《经济研究》,2012年第10期,第14—26页。
[29]Qian, Y., and B. R. Weingast, “Federalism as a Commitment to Reserving Market Incentives”,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997, 11(4), 83—92.
[30]上杭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上杭县志》。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
[31]陶然、苏福兵、陆曦、朱昱铭,“经济增长一定带来晋升吗?——对晋升锦标竞赛理论的逻辑挑战与省级实证重估”,《管理世界》,2010年第12 期,第13—26页。
[32]王小鲁、樊纲,“中国地区差距的变动趋势和影响因素”,《经济研究》,2004年第1 期,第33—44页。
[33]韦倩、王安、王杰,“中国沿海地区的崛起:市场的力量”,《经济研究》,2014年第8期,第170—183页。
[34]魏子熹、傅家栋主编,《百县市经济社会调查上杭卷》。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年。
[35]吴延兵,“自主研发、技术引进与生产率:基于中国地区工业的实证研究”,《经济研究》,2008年第8期,第51—64页。
[36]徐现祥、王贤彬,“晋升激励与经济增长: 来自中国省级官员的证据”,《世界经济》,2010a年第2 期,第15—36页。
[37]徐现祥、王贤彬,“任命制下的官员经济增长行为”,《经济学》(季刊),2010b年第4 期,第1447—1466页。
[38]徐现祥、李郇、王美今,“区域一体化、经济增长与政治晋升”,《经济学》(季刊),2007年第4 期,第1075—1096页。
[39]姚鼎生,《铁汉魏金水》。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
[40]张军、金煜,“中国的金融深化和生产率关系的再检测:1987—2001”,《经济研究》,2005年第11期,第34—44页。
[41]张军、高远、傅勇、张弘,“中国为什么拥有了良好的基础设施?”,《经济研究》,2007年第3期,第4—19页。
[42]张瑞尧、卢增荣主编,《福建地区经济》。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6年。
[43]张学良,“中国交通基础设施促进了区域经济增长吗——兼论交通基础设施的空间溢出效应”,《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3 期,第60—77页。
[44]中共福建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福建地方史(社会主义时期)》。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
[45]中共福建省委组织部、中共福建省委党史研究室、福建省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福建省组织史资料》。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4年。
[46]《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年。
[47]周恩来,《周恩来选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年。
[48]周黎安,“中国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赛模式研究”,《经济研究》,2007年第7期,第36—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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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954年9月,周恩来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只有依靠重工业,才能保证整个工业的发展,才能保证现代化农业和现代化交通运输业的发展,才能保证现代化国防力量的发展,并且归根结底,也只有依靠重工业,才能保证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不断提高。”(《周恩来选集》下卷,1984:第133 页。)
(3)31980年9月,中央召开省市区第一书记座谈会,专门讨论农业生产责任制问题。发言反对包产到户的,有福建、江苏、黑龙江几个省的省委书记。支持的,有贵州省委书记池必卿、内蒙古区党委书记周惠、辽宁省委书记任仲夷(杜润生,2005:第118页)。
(4)4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三野南下干部在福建省委常委中占比基本维持在40%—50%,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甚至高达60%以上。而长江支队干部占比则在20%上下,并且在担任省委常委的长江支队干部里,来自太行区的干部在数量上要多于来自太岳区的干部。相比之下,本地游击队出身的干部在50年代之后基本上无人能够担任省委常委职务。
(5)5长江支队干部由于保护本地利益而得到了东山县基层干部和群众的拥护和支持(《东山县志》,1994:第146—147页)。
(6)6由于石狮市原属于原晋江县,我们在统计分析中将石狮市和晋江市相加,以保持与原晋江县的统计可比性。
(7)7甲类为三野南下干部, 乙类为长江支队干部,丙类为太行干部,丁类为太岳干部。
(8)8由于甲类干部接管县仅有3个县(市)有强游击队,且两类县(市)增长绩效差异不太,本文未再区分甲类干部内部的两类县(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