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的隐现——沦陷后期周作人的反启蒙姿态
|
摘要
沦陷意味着"国"与"民"的分离。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滞留在华北的民国国民,一夜间沦为亡国之民。"胜国之民,何言政事,何云国民?""国民"的概念,恰是沦陷后期周作人谈论中国思想问题的切入点。从《中国的国民思想》的两次演说到收入文集的《中国的思想问题》,周作人对国民思想的诊断,由对内批判的立场,转向对外抗辩的姿态。"国民性"批判本质上是一套启蒙话语,五四时期周作人对国民劣根性的发掘,反而成为他1940年代思想转向的绊脚石。现实世界中被分裂的"国—民",在周作人的文章中竟安然无恙,一方面可视为晚清种族革命经验的复活,另一方面须归因于"中华民国"在沦陷区实亡而名犹存。
Being occupied by the enemy indicates a separation of "nationals"from their "nation-state". After the Lougou Bridge Incident in 1937,the national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detained in North China were sadly changed into the people of a conquered nation overnight. "How could the people of a conquered nation discuss political affairs,and how could they assert themselves as nationals?"The concept of "national"was exactly the starting point for ZHOU Zuo-ren to deliberate over the Chinese thought in the later period of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From his two speeches titled"Chinese National Thought"to the article "The Issues of Chinese Thought"included in his collections,ZHOU's diagnosis of the national thought shifted from inward criticism to outward contradiction. The denunciation of the"national character"essentially belonged to enlightenment discourse,and the excavation of the deep-rooted bad habits of the nation by ZHOU Zuo-ren during the"May Fourth"period performed conversely as a stumbling block to his change of thought in the 1940 s. The separation of"nationals"from"nation-state"in the real world stayed intact in ZHOU's articles,which could be explained as a comeback of the experience of racial revolution in the later Qing Dynasty but also should be attributed to the mere nominal existence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in the occupied area.
Being occupied by the enemy indicates a separation of "nationals"from their "nation-state". After the Lougou Bridge Incident in 1937,the national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detained in North China were sadly changed into the people of a conquered nation overnight. "How could the people of a conquered nation discuss political affairs,and how could they assert themselves as nationals?"The concept of "national"was exactly the starting point for ZHOU Zuo-ren to deliberate over the Chinese thought in the later period of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From his two speeches titled"Chinese National Thought"to the article "The Issues of Chinese Thought"included in his collections,ZHOU's diagnosis of the national thought shifted from inward criticism to outward contradiction. The denunciation of the"national character"essentially belonged to enlightenment discourse,and the excavation of the deep-rooted bad habits of the nation by ZHOU Zuo-ren during the"May Fourth"period performed conversely as a stumbling block to his change of thought in the 1940 s. The separation of"nationals"from"nation-state"in the real world stayed intact in ZHOU's articles,which could be explained as a comeback of the experience of racial revolution in the later Qing Dynasty but also should be attributed to the mere nominal existence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in the occupied area.
引文
(1)知堂(周作人):《中国的思想问题》,1942年11月18日作,《中和月刊》第4卷第1期,1943年1月。收入周作人:《药堂杂文》,北京:新民印书馆,1944年1月,第9-16页。
(2)周作人:《中国的国民思想---在第三届中等学校教员暑期讲习班讲话》(速记记录),《教育时报》第2期,1941年9月1日。
(3)《中国的思想问题---周作人先生讲》,1942年5月13日在南京伪中央大学讲演,《中大周刊》第65期,1942年5月25日;转引自刘涛:《周作人1942年在南京伪中央大学的一次讲演》,《鲁迅研究月刊》2011年第4期。
(4)演说作为未定稿的意义,参见陈平原《“演说现场”的复原与阐释---“现代学者演说现场”丛书总序》(《社会科学论坛》2006年第5期)及《有声的中国---“演说”与近现代中国文章变革》(《文学评论》2007年第3期)。
(1)周作人:《谈文章》(1945年),《知堂乙酉文编》,香港: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1961年。
(2)抗战胜利后,周作人将官场上的应酬比作“演戏”的说法,参见黄裳:《老虎桥边看“知堂”》,1946年8月27日作,《锦帆集外》,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48年,第239页;《审讯汪伪汉奸笔录》下,二十二周作人,20首都高等法院审判笔录(1946年11月9日),南京市档案馆编,南京:凤凰出版社,2004年,第1422页。
(3)周作人:《中国的国民思想---在第三届中等学校教员暑期讲习班讲话》。
(4)《中国的思想问题---五月十三日周作人先生在本校讲》,《中大周刊》1942年第65期。
(5)周作人:《树立中心思想---在第四届中等学校教员暑期讲习班精神讲话》,1942年7月13日讲演,《教育时报》第8期,1942年9月1日。
(6)知堂(周作人):《中国的思想问题》,《中和月刊》1943年第1期,收入《药堂杂文》。
(7)周作人:《中国的思想问题》。
(8)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六、办杂志·译小说,上海:峨嵋出版社,1947年,第23页。
(1)苏雪林:《周作人先生研究》,(A)思想方面的表现,《青年界》1934年第6卷第5号。
(2)周作人:《答木天》,原刊《语丝》第34期,1925年7月6日;收入《雨天的书》,改题为《与友人论国民文学书》。
(3)(4)周作人:《汉文学的传统》,1940年3月27日作,《中国文艺》第2卷第3期,1940年5月1日。收入《药堂杂文》第一分。
(5)(6)周作人:《中国的国民思想---在第三届中等学校教员暑期讲习班讲话》。
(7)仲密(周作人):《新希腊与中国》,原刊1921年9月29日《晨报》,收入《谈虎集》。
(8)作为日语借词的“国民”,参见村田雄二郎《近代中国“国民”的诞生》及董炳月《“同文”的现代转换---日语借词中的思想与文学》(北京:昆仑出版社,2012年)第二章“国民”的思想与文学表象。
(9)周作人:《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因及中国近时论文之失》,原刊《河南》第4、5期,1908年5、6月,署名“独应”;转引自《周作人集外文》上册,第33页。
(1)nation与“国民”的对译关系,及其中隐含的“民”的意象,参见吴叡人:《认同的重量:〈想象的共同体〉导读》,[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吴叡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8页。
(2)这个连字符的问题,其实是在追问“民族”和“国家”是如何合二为一的,参见[美]卡尔·瑞贝卡:《世界大舞台:十九、二十世纪之交中国的民族主义》,高瑾等译,北京:三联书店,2008年。
(3)(4)周作人:《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因及中国近时论文之失》。
(5)(7)汪兆铭:《新国民运动纲要》,1942年1月1日,《中央导报》1942年第23期。
(6)参见《昨午回节首都发表重要讲话》,1941年12月6日《中华日报》。
(1)参见卜正民(Timothy Brook):《中国日占区的事仇民族主义》,《民族的建构:亚洲精英及其民族身份认同》,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8年。
(2)汪伪政府中央宣传部制定:《全国新国民运动推进计划》(1942年1月),转引自余子道等编:《汪精卫国民政府“清乡”运动》,六、日伪推行的“思想清乡”,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74-375页。
(3)“新国民运动”之始末,参见武锦莲:《汪伪政权的“新国民运动”剖析》,《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83年第3期。
(4)“新民会”的组织形态、宣抚功能及在“新国民运动”中扮演的角色,参见北京市档案馆编:《日伪北京新民会》,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
(5)《东亚解放新国民运动纲要》,《教育时报》第8期,1942年9月1日。
(6)详见新民会中央指导部长缪斌所著的《新民精神》(北京:新民会中央指导部,1938年)。此书作为新民会的主要宣传材料,乃《武德论》(北平晨报社,1935年)的翻版。
(7)竹内好:《北京日记》,1937年11月18日,《竹内好全集》第十五卷,日记(上),东京:筑摩书房,1981年,第178页。
(8)(9)周作人:《中国人之爱国》,1907年11月30日《天义报》第11、12期合刊,署名“独应”;转引自《周作人集外文》上册,第23-24页;第23页。
(1)周作人:《中国人之爱国》,《周作人集外文》上册,第24页。
(2)《孟子·离娄下》。
(3)周作人:《中国的国民思想---在第三届中等学校教员暑期讲习班讲话》。
(4)(5)周作人:《中国的思想问题---五月十三日周作人先生在本校讲》。
(6)知堂:《中国的思想问题》,《中和月刊》1943年第1期,收入《药堂杂文》。
(7)十堂(周作人):《灯下读书论》,《风雨谈》第15期,1944年10月1日,收入《苦口甘口》。
(8)仲密(周作人):《新希腊与中国》,原刊1921年9月29日《晨报》,收入《谈虎集》。
(9)荆生(周作人):《教训之无用》,原刊1924年2月27日《晨报副镌》,收入《雨天的书》、《知堂文集》。
(10)岂明(周作人):《回丧与买水》,原刊1926年1月25日《语丝》第63期,收入《自己的园地》。
(11)岂明(周作人):《拥护〈达生编〉等》,原刊《骆驼草》第6期,1930年6月16日,收入《看云集》。
(1)参见周作人:《关于通俗文学》,1932年2月29日在北京大学二院国文系讲,翟永坤记,原载《现代》第2卷第6期,1933年4月,转引自《周作人集外文》下册,第382-383页。
(2)(5)周作人:《乡村与道教思想》,1920年7月18日作,原刊《新生活》第39期,重刊1926年10月9日《语丝》第100期,收入《谈虎集》。
(3)垲明(周作人):《萨满教的礼教思想》,1925年9月2日作,原刊1925年9月14日《语丝》第44期,收入《谈虎集》《知堂文集》。
(4)岂明(周作人):《乡村与道教思想》二,酒后主语(九),1926年10月2日作,原刊1926年10月9日《语丝》第100期,收入《谈虎集》。
(6)参见《乡村与道教思想》二,周作人对英国茀来则(J.G.Frazer)所著的《普须该的工作》(Psyche’s Task)中《社会人类学的范围》一文的节译。站在国民性批判的立场,周作人最感兴趣的是文明衣冠下的野蛮人这一意象,却未意识到社会人类学内在的学科偏见,基于文明人的道德优越感及对纯粹理性的崇拜,而在一国内部人为制造出先进与后进的等级差别。凡能脱去迷信之束缚者被视为民族中的先进者,而大部分民众虽被“上等的同胞”训练过,空有文明的外表,终是迷信的信徒,不容易济度,无异于同一国内的两个种族。
(7)参见仲密(周作人):《野蛮民族的礼法》,原刊《新青年》第8卷第5号,1921年1月1日;1927年9月17日加按语,重刊1927年9月《语丝》第150期,收入《谈虎集》。
(8)(10)岂明(周作人):《清浦子爵之特殊理解》,原刊1926年10月23日《语丝》第102期,收入《谈虎集》。
(9)所谓“迷信之理性化”,即周作人一向看重的“儒教化的道教”,参见《拥护〈达生编〉等》。
(1)子安宣邦著:《近代日本与两种伦理学》,陈徵宗译,台湾《文化研究》2010年第10期。
(2)参见子安宣邦:《东亚儒学:批判与方法》,第八章“日本的儒学传统与近代汉语的成立---‘伦理’概念的出现及其儒教性重构”,陈玮芬等译,台北:喜玛拉雅基金会,2003年。
(3)近代日本“国民道德论”的谱系,以1890年《教育敕语》的发布、推广为最终形成的标志,从西村茂树折合儒教精神与西方哲学而提出的“日本道德论”,到井上哲次郎的《国民道德概论》及集大成性质的《日本伦理汇编》,进而演变为和辻哲郎建构的作为“人间学”的伦理学。参见许婷婷:《近代日本国民道德论之系谱:以西村茂树、井上哲次郎、和辻哲郎为中心》,台湾淡江大学硕士论文,1991年;龚颖:《伦理学在日本近代的历史命运:1868-1945》,《道德与文明》2008年第1期。
(4)参见王汎森:《从新民到新人:近代思想中的“自我”与“政治”》,《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转型时代---张灏院士七秩祝寿论文集》,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
(5)参见高一涵:《国家非人生之归宿论》,《青年杂志》第1卷第4号,1915年12月15日;陈独秀:《偶像破坏论》,《新青年》第5卷第2号,1918年8月15日。
(6)傅斯年:《〈新潮〉之回顾与前瞻》,《新潮》第2卷第1号,1919年10月30日。
(2)周作人:《中国的国民思想---在第三届中等学校教员暑期讲习班讲话》(速记记录),《教育时报》第2期,1941年9月1日。
(3)《中国的思想问题---周作人先生讲》,1942年5月13日在南京伪中央大学讲演,《中大周刊》第65期,1942年5月25日;转引自刘涛:《周作人1942年在南京伪中央大学的一次讲演》,《鲁迅研究月刊》2011年第4期。
(4)演说作为未定稿的意义,参见陈平原《“演说现场”的复原与阐释---“现代学者演说现场”丛书总序》(《社会科学论坛》2006年第5期)及《有声的中国---“演说”与近现代中国文章变革》(《文学评论》2007年第3期)。
(1)周作人:《谈文章》(1945年),《知堂乙酉文编》,香港: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1961年。
(2)抗战胜利后,周作人将官场上的应酬比作“演戏”的说法,参见黄裳:《老虎桥边看“知堂”》,1946年8月27日作,《锦帆集外》,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48年,第239页;《审讯汪伪汉奸笔录》下,二十二周作人,20首都高等法院审判笔录(1946年11月9日),南京市档案馆编,南京:凤凰出版社,2004年,第1422页。
(3)周作人:《中国的国民思想---在第三届中等学校教员暑期讲习班讲话》。
(4)《中国的思想问题---五月十三日周作人先生在本校讲》,《中大周刊》1942年第65期。
(5)周作人:《树立中心思想---在第四届中等学校教员暑期讲习班精神讲话》,1942年7月13日讲演,《教育时报》第8期,1942年9月1日。
(6)知堂(周作人):《中国的思想问题》,《中和月刊》1943年第1期,收入《药堂杂文》。
(7)周作人:《中国的思想问题》。
(8)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六、办杂志·译小说,上海:峨嵋出版社,1947年,第23页。
(1)苏雪林:《周作人先生研究》,(A)思想方面的表现,《青年界》1934年第6卷第5号。
(2)周作人:《答木天》,原刊《语丝》第34期,1925年7月6日;收入《雨天的书》,改题为《与友人论国民文学书》。
(3)(4)周作人:《汉文学的传统》,1940年3月27日作,《中国文艺》第2卷第3期,1940年5月1日。收入《药堂杂文》第一分。
(5)(6)周作人:《中国的国民思想---在第三届中等学校教员暑期讲习班讲话》。
(7)仲密(周作人):《新希腊与中国》,原刊1921年9月29日《晨报》,收入《谈虎集》。
(8)作为日语借词的“国民”,参见村田雄二郎《近代中国“国民”的诞生》及董炳月《“同文”的现代转换---日语借词中的思想与文学》(北京:昆仑出版社,2012年)第二章“国民”的思想与文学表象。
(9)周作人:《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因及中国近时论文之失》,原刊《河南》第4、5期,1908年5、6月,署名“独应”;转引自《周作人集外文》上册,第33页。
(1)nation与“国民”的对译关系,及其中隐含的“民”的意象,参见吴叡人:《认同的重量:〈想象的共同体〉导读》,[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吴叡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8页。
(2)这个连字符的问题,其实是在追问“民族”和“国家”是如何合二为一的,参见[美]卡尔·瑞贝卡:《世界大舞台:十九、二十世纪之交中国的民族主义》,高瑾等译,北京:三联书店,2008年。
(3)(4)周作人:《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因及中国近时论文之失》。
(5)(7)汪兆铭:《新国民运动纲要》,1942年1月1日,《中央导报》1942年第23期。
(6)参见《昨午回节首都发表重要讲话》,1941年12月6日《中华日报》。
(1)参见卜正民(Timothy Brook):《中国日占区的事仇民族主义》,《民族的建构:亚洲精英及其民族身份认同》,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8年。
(2)汪伪政府中央宣传部制定:《全国新国民运动推进计划》(1942年1月),转引自余子道等编:《汪精卫国民政府“清乡”运动》,六、日伪推行的“思想清乡”,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74-375页。
(3)“新国民运动”之始末,参见武锦莲:《汪伪政权的“新国民运动”剖析》,《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83年第3期。
(4)“新民会”的组织形态、宣抚功能及在“新国民运动”中扮演的角色,参见北京市档案馆编:《日伪北京新民会》,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
(5)《东亚解放新国民运动纲要》,《教育时报》第8期,1942年9月1日。
(6)详见新民会中央指导部长缪斌所著的《新民精神》(北京:新民会中央指导部,1938年)。此书作为新民会的主要宣传材料,乃《武德论》(北平晨报社,1935年)的翻版。
(7)竹内好:《北京日记》,1937年11月18日,《竹内好全集》第十五卷,日记(上),东京:筑摩书房,1981年,第178页。
(8)(9)周作人:《中国人之爱国》,1907年11月30日《天义报》第11、12期合刊,署名“独应”;转引自《周作人集外文》上册,第23-24页;第23页。
(1)周作人:《中国人之爱国》,《周作人集外文》上册,第24页。
(2)《孟子·离娄下》。
(3)周作人:《中国的国民思想---在第三届中等学校教员暑期讲习班讲话》。
(4)(5)周作人:《中国的思想问题---五月十三日周作人先生在本校讲》。
(6)知堂:《中国的思想问题》,《中和月刊》1943年第1期,收入《药堂杂文》。
(7)十堂(周作人):《灯下读书论》,《风雨谈》第15期,1944年10月1日,收入《苦口甘口》。
(8)仲密(周作人):《新希腊与中国》,原刊1921年9月29日《晨报》,收入《谈虎集》。
(9)荆生(周作人):《教训之无用》,原刊1924年2月27日《晨报副镌》,收入《雨天的书》、《知堂文集》。
(10)岂明(周作人):《回丧与买水》,原刊1926年1月25日《语丝》第63期,收入《自己的园地》。
(11)岂明(周作人):《拥护〈达生编〉等》,原刊《骆驼草》第6期,1930年6月16日,收入《看云集》。
(1)参见周作人:《关于通俗文学》,1932年2月29日在北京大学二院国文系讲,翟永坤记,原载《现代》第2卷第6期,1933年4月,转引自《周作人集外文》下册,第382-383页。
(2)(5)周作人:《乡村与道教思想》,1920年7月18日作,原刊《新生活》第39期,重刊1926年10月9日《语丝》第100期,收入《谈虎集》。
(3)垲明(周作人):《萨满教的礼教思想》,1925年9月2日作,原刊1925年9月14日《语丝》第44期,收入《谈虎集》《知堂文集》。
(4)岂明(周作人):《乡村与道教思想》二,酒后主语(九),1926年10月2日作,原刊1926年10月9日《语丝》第100期,收入《谈虎集》。
(6)参见《乡村与道教思想》二,周作人对英国茀来则(J.G.Frazer)所著的《普须该的工作》(Psyche’s Task)中《社会人类学的范围》一文的节译。站在国民性批判的立场,周作人最感兴趣的是文明衣冠下的野蛮人这一意象,却未意识到社会人类学内在的学科偏见,基于文明人的道德优越感及对纯粹理性的崇拜,而在一国内部人为制造出先进与后进的等级差别。凡能脱去迷信之束缚者被视为民族中的先进者,而大部分民众虽被“上等的同胞”训练过,空有文明的外表,终是迷信的信徒,不容易济度,无异于同一国内的两个种族。
(7)参见仲密(周作人):《野蛮民族的礼法》,原刊《新青年》第8卷第5号,1921年1月1日;1927年9月17日加按语,重刊1927年9月《语丝》第150期,收入《谈虎集》。
(8)(10)岂明(周作人):《清浦子爵之特殊理解》,原刊1926年10月23日《语丝》第102期,收入《谈虎集》。
(9)所谓“迷信之理性化”,即周作人一向看重的“儒教化的道教”,参见《拥护〈达生编〉等》。
(1)子安宣邦著:《近代日本与两种伦理学》,陈徵宗译,台湾《文化研究》2010年第10期。
(2)参见子安宣邦:《东亚儒学:批判与方法》,第八章“日本的儒学传统与近代汉语的成立---‘伦理’概念的出现及其儒教性重构”,陈玮芬等译,台北:喜玛拉雅基金会,2003年。
(3)近代日本“国民道德论”的谱系,以1890年《教育敕语》的发布、推广为最终形成的标志,从西村茂树折合儒教精神与西方哲学而提出的“日本道德论”,到井上哲次郎的《国民道德概论》及集大成性质的《日本伦理汇编》,进而演变为和辻哲郎建构的作为“人间学”的伦理学。参见许婷婷:《近代日本国民道德论之系谱:以西村茂树、井上哲次郎、和辻哲郎为中心》,台湾淡江大学硕士论文,1991年;龚颖:《伦理学在日本近代的历史命运:1868-1945》,《道德与文明》2008年第1期。
(4)参见王汎森:《从新民到新人:近代思想中的“自我”与“政治”》,《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转型时代---张灏院士七秩祝寿论文集》,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
(5)参见高一涵:《国家非人生之归宿论》,《青年杂志》第1卷第4号,1915年12月15日;陈独秀:《偶像破坏论》,《新青年》第5卷第2号,1918年8月15日。
(6)傅斯年:《〈新潮〉之回顾与前瞻》,《新潮》第2卷第1号,1919年10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