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乡村建设的主体、路径与方向——基于湖北省官桥村老年人协会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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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进入21世纪以来,农村市场化和农民城市化改变了乡村社会秩序的基础。传统乡村秩序逐渐解体,乡村社会活力渐趋衰退。老年人日益成为乡村社会的主体,这一现象定义了乡村建设的需求和空间。农村老年人协会回应了城市化进程中的乡村建设需求,是乡村建设的重要载体。通过考察湖北省官桥村老年人协会的建设实践,笔者发现老年人协会建设的资源输入、村庄本位、组织动员和文化导向等机制激发了村庄社会的内生活力和农民的主体性,承载了乡村建设的意义。老年人协会不仅增进了老年人群体的福利,还辐射至村庄社会,促进了村庄社会整合与公共秩序再生产。因此,农村老年人协会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空心化和老龄化导致的农村社会资本流失和文化生活凋敝,从某种意义上讲,它奠定了乡村振兴的组织基础。因此,需要正视乡村社会转型的实践过程,从农村老龄化和经济空心化的基础出发,坚持底线思维和农民本位,探索符合农民主体需求的乡村建设道路,这是乡村振兴的应有之义。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21 st century, rural marketization and rural urbanization have changed the basis of rural social order. The traditional rural order has gradually disintegrated, and rural social vitality has gradually declined. The elderly has increasingly become the main body in the rural society, which defines the needs and space of rural construction. The rural elderly association responds to the needs of rural construction in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and is an important carrier of rural construction.Through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construction practice of the Elderly Association in Guanqiao Village, Hubei Province, this study finds that the mechanisms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Elderly Association, such as resource input, village-oriented, organizational mobilization and cultural orientation, stimulate the endogenous vitality of the village society and the subjectivity of farmers, and carry the significance of rural construction. The Elderly Association not only improves the welfare of the elderly group, but also radiates to the village society, promoting the social integration of the village and the reproduction of public order. Therefore, the rural elderly association alleviates the loss of rural social capital and the withering of cultural life caused by hollowing and ageing to a certain extent. In a sense, it lays the organizational foundation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face up to the practical process of rural social transformation, start from the foundation of rural ageing, adhere to the thinking of the bottom line and farmers' standard, and explore the rural construction road in line with the needs of farmers, which is the proper meaning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21 st century, rural marketization and rural urbanization have changed the basis of rural social order. The traditional rural order has gradually disintegrated, and rural social vitality has gradually declined. The elderly has increasingly become the main body in the rural society, which defines the needs and space of rural construction. The rural elderly association responds to the needs of rural construction in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and is an important carrier of rural construction.Through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construction practice of the Elderly Association in Guanqiao Village, Hubei Province, this study finds that the mechanisms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Elderly Association, such as resource input, village-oriented, organizational mobilization and cultural orientation, stimulate the endogenous vitality of the village society and the subjectivity of farmers, and carry the significance of rural construction. The Elderly Association not only improves the welfare of the elderly group, but also radiates to the village society, promoting the social integration of the village and the reproduction of public order. Therefore, the rural elderly association alleviates the loss of rural social capital and the withering of cultural life caused by hollowing and ageing to a certain extent. In a sense, it lays the organizational foundation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face up to the practical process of rural social transformation, start from the foundation of rural ageing, adhere to the thinking of the bottom line and farmers' standard, and explore the rural construction road in line with the needs of farmers, which is the proper meaning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引文
1.陈柏峰,2011:《农村仪式性人情的功能异化》,《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期。
2 .杜鹏,2016:《动员型组织的日常化:农村老年人协会的运作逻辑与演变路径——基于湖北W村老年人协会的个案研究》,《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4期。
3 .费孝通,2004:《试谈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思想战线》第5期。
4 .何慧丽,2005:《新乡村建设试验在兰考》,《开放时代》第6期。
5 .贺聪志、叶敬忠,2010:《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对留守老人生活照料的影响研究》,《农业经济问题》第3期。
6 .贺雪峰,2007:《乡村的前途》,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
7 .贺雪峰,2017:《治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8 .李珂,2018:《乡村精英: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国家与民众的有机勾连》,《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5期。
9 .李永萍、杜鹏,2016:《婚变:农村妇女婚姻主导权与家庭转型——关中J村离婚调查》,《中国青年研究》第5期。
10 .李元珍,2015:《典型治理:国家与社会的分离——基于领导联系点的分析》,《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3期。
11 .李祖佩,2013:《村庄空心化背景下的农村文化建设:困境与出路——以湖北省空心村为分析对象》,《中州学刊》第6期。
12 .刘锐等,2014:《苏北农村教会的田野调查》,《文化纵横》第5期。
13 .陆益龙,2016:《乡土重建:可能抑或怀旧情结》,《学海》第3期。
14 .任九光,2016:《“乡贤”的历史发展与近代突变——兼论新乡贤建设应汲取的历史经验教训》,《教育文化论坛》第8期。
15 .石磊,2004:《寻求“另类”发展的范式——韩国新村运动与中国乡村建设》,《社会学研究》第4期。
16 .孙立平,2002:《总体性资本与转型期精英形成》,《浙江学刊》第3期。
17 .谭同学,2006:《村庄秩序、文化重建与现代化类型》,《东岳论丛》第2期。
18 .唐任伍,2012:《谨防陷入“民生陷阱”》,《人民论坛》第13期。
19 .王海娟,2015:《项目制与农村公共品供给“最后一公里”难题》,《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4期。
20 .温铁军,2003:《中国大陆的乡村建设》,《开放时代》第2期。
21 .温铁军、杨帅,2012:《中国农村社会结构变化背景下的乡村治理与农村发展》,《理论探讨》第6期。
22 .吴理财、夏国锋,2007:《农民的文化生活:兴衰与重建——以安徽省为例》,《中国农村观察》第2期。
23 .吴理财、吴孔凡,2014:《美丽乡村建设四种模式及比较——基于安吉、永嘉、高淳、江宁四地的调查》,《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期。
24 .夏柱智,2014:《论“半工半耕”的社会学意涵》,《人文杂志》第7期。
25 .徐勇,2006:《国家整合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社会主义研究》第1期。
26 .杨华,2012:《隐藏的世界》,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7 .杨菊华,2007:《人口转变与老年贫困问题的理论思考》,《中国人口科学》第5期。
28 .詹国辉、张新文,2017:《乡村振兴下传统村落的共生性发展研究——基于江苏S县的分析》,《求实》第11期。
29 .赵旭东,2008:《乡村社会发展的动力问题——重新回味费孝通的“双轨制”》,《探索与争鸣》第9期。
30 .赵旭东、孙笑非,2017:《中国乡村文化的再生产——基于一种文化转型观念的再思考》,《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期。
(1)在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下,农民家庭经济收入实际上主要取决于家庭劳动力进入市场的程度和方式。在全国统一的农产品市场下,特定地区的产业转型和产业发展,往往以市场风险的转嫁作为代价,市场与风险匹配和转嫁的逻辑,设定了农村产业发展的空间。
(2)2017年3月和10月,笔者在湖北省荆门市沙洋县官桥村分别进行了为期10天的驻村调研,主要对该村老年人协会的组织和运转机制进行考察。
(1)2005年前后官桥村和沙洼村合并,统称官桥村。之前老年人协会并没有涵盖沙洼村,直到2013年,新任村支书(原沙洼村人)上任后,与老年人协会协商,将原沙洼村老年人也纳入老年人协会。
(2)目前已经有50个老年人入社。贷款主要针对本村村民,年利息为8%,略低于银行利息,一年内归还。想要贷款的村民必须要有2-3人做担保,原则上只有入社的老年人才有资格做担保人。
(1)民生陷阱,指因盲目追求超前民生,导致政府公共财政负担过重,资源效率降低,削弱国家整体竞争力,最终扭曲人们的价值观。
(1)此外,湖北省秭归县的“幸福村落建设”之所以取得很好的成效,其核心也在于通过“两长八员”的制度设置,将村庄内部“负担不重的人”充分调动起来,给予他们理事长、党小组长、调解员、监督员、宣传员、管护员、帮扶员、环卫员、张罗员、经济员等职务,从而使他们成为村庄治理中重要的社会力量。详情参考:李永萍,2016:《基层小微治理的运行基础与实践机制--以湖北省秭归县“幸福村落建设”为例》,《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5期。
2 .杜鹏,2016:《动员型组织的日常化:农村老年人协会的运作逻辑与演变路径——基于湖北W村老年人协会的个案研究》,《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4期。
3 .费孝通,2004:《试谈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思想战线》第5期。
4 .何慧丽,2005:《新乡村建设试验在兰考》,《开放时代》第6期。
5 .贺聪志、叶敬忠,2010:《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对留守老人生活照料的影响研究》,《农业经济问题》第3期。
6 .贺雪峰,2007:《乡村的前途》,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
7 .贺雪峰,2017:《治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8 .李珂,2018:《乡村精英: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国家与民众的有机勾连》,《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5期。
9 .李永萍、杜鹏,2016:《婚变:农村妇女婚姻主导权与家庭转型——关中J村离婚调查》,《中国青年研究》第5期。
10 .李元珍,2015:《典型治理:国家与社会的分离——基于领导联系点的分析》,《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3期。
11 .李祖佩,2013:《村庄空心化背景下的农村文化建设:困境与出路——以湖北省空心村为分析对象》,《中州学刊》第6期。
12 .刘锐等,2014:《苏北农村教会的田野调查》,《文化纵横》第5期。
13 .陆益龙,2016:《乡土重建:可能抑或怀旧情结》,《学海》第3期。
14 .任九光,2016:《“乡贤”的历史发展与近代突变——兼论新乡贤建设应汲取的历史经验教训》,《教育文化论坛》第8期。
15 .石磊,2004:《寻求“另类”发展的范式——韩国新村运动与中国乡村建设》,《社会学研究》第4期。
16 .孙立平,2002:《总体性资本与转型期精英形成》,《浙江学刊》第3期。
17 .谭同学,2006:《村庄秩序、文化重建与现代化类型》,《东岳论丛》第2期。
18 .唐任伍,2012:《谨防陷入“民生陷阱”》,《人民论坛》第13期。
19 .王海娟,2015:《项目制与农村公共品供给“最后一公里”难题》,《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4期。
20 .温铁军,2003:《中国大陆的乡村建设》,《开放时代》第2期。
21 .温铁军、杨帅,2012:《中国农村社会结构变化背景下的乡村治理与农村发展》,《理论探讨》第6期。
22 .吴理财、夏国锋,2007:《农民的文化生活:兴衰与重建——以安徽省为例》,《中国农村观察》第2期。
23 .吴理财、吴孔凡,2014:《美丽乡村建设四种模式及比较——基于安吉、永嘉、高淳、江宁四地的调查》,《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期。
24 .夏柱智,2014:《论“半工半耕”的社会学意涵》,《人文杂志》第7期。
25 .徐勇,2006:《国家整合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社会主义研究》第1期。
26 .杨华,2012:《隐藏的世界》,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7 .杨菊华,2007:《人口转变与老年贫困问题的理论思考》,《中国人口科学》第5期。
28 .詹国辉、张新文,2017:《乡村振兴下传统村落的共生性发展研究——基于江苏S县的分析》,《求实》第11期。
29 .赵旭东,2008:《乡村社会发展的动力问题——重新回味费孝通的“双轨制”》,《探索与争鸣》第9期。
30 .赵旭东、孙笑非,2017:《中国乡村文化的再生产——基于一种文化转型观念的再思考》,《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期。
(1)在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下,农民家庭经济收入实际上主要取决于家庭劳动力进入市场的程度和方式。在全国统一的农产品市场下,特定地区的产业转型和产业发展,往往以市场风险的转嫁作为代价,市场与风险匹配和转嫁的逻辑,设定了农村产业发展的空间。
(2)2017年3月和10月,笔者在湖北省荆门市沙洋县官桥村分别进行了为期10天的驻村调研,主要对该村老年人协会的组织和运转机制进行考察。
(1)2005年前后官桥村和沙洼村合并,统称官桥村。之前老年人协会并没有涵盖沙洼村,直到2013年,新任村支书(原沙洼村人)上任后,与老年人协会协商,将原沙洼村老年人也纳入老年人协会。
(2)目前已经有50个老年人入社。贷款主要针对本村村民,年利息为8%,略低于银行利息,一年内归还。想要贷款的村民必须要有2-3人做担保,原则上只有入社的老年人才有资格做担保人。
(1)民生陷阱,指因盲目追求超前民生,导致政府公共财政负担过重,资源效率降低,削弱国家整体竞争力,最终扭曲人们的价值观。
(1)此外,湖北省秭归县的“幸福村落建设”之所以取得很好的成效,其核心也在于通过“两长八员”的制度设置,将村庄内部“负担不重的人”充分调动起来,给予他们理事长、党小组长、调解员、监督员、宣传员、管护员、帮扶员、环卫员、张罗员、经济员等职务,从而使他们成为村庄治理中重要的社会力量。详情参考:李永萍,2016:《基层小微治理的运行基础与实践机制--以湖北省秭归县“幸福村落建设”为例》,《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