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个旧黑蚂井墓地所葬人群的族属及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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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正>黑蚂井墓地位于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个旧市东南部的卡房镇,自20世纪80年代发现以来共进行了4次发掘,清理汉代墓葬40余座~[1]。根据文化特征以及地理环境等因素,笔者推断该墓地是一处主体年代为西汉晚期至东汉前期的汉式墓遗存,其形成不仅与当时个旧地区的矿产资源开发以及由此引发的外部人群迁入有关,而且被葬者中可能有不少来自岭南的移民及其后裔~[2]。对此,有学者提出不同观点,认为黑蚂井这批
The "Gouding Hypothesis" suggests that the burials of the Heimajing Cemetery were that of the aboriginal people of Xinan Yi, and very possible that of the elites of the Gouding Kingdom during the late Western Han through the early Eastern Han Dynasty. To identify the ethnicity of the burials, we should not only pay attention to the grave goods, but also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burials themselves and the funeral customs reflected by them. The Heimajing Cemetery in Gejiu had no relationship with the Gouding Kingdom of the Han Dynasty especially the elites of the Gouding Kingdom; their temporal and spatial relationships are not matching, and the cultural features of the Heimajing Cemetery were sharply different from that of the remains of the Gouding Kingdom found in the same region. Therefore, the Heimajing Cemetery was the remains of the Han-style burials whose date was mainly between the late Western Han and early Eastern Han Dynasty; its appearance was related to the immigration of the people from other regions caused by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ining industry in the Gejiu area, and in the occupants of the burials there would be many immigrants from the Lingnan Region and their descendants.
The "Gouding Hypothesis" suggests that the burials of the Heimajing Cemetery were that of the aboriginal people of Xinan Yi, and very possible that of the elites of the Gouding Kingdom during the late Western Han through the early Eastern Han Dynasty. To identify the ethnicity of the burials, we should not only pay attention to the grave goods, but also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burials themselves and the funeral customs reflected by them. The Heimajing Cemetery in Gejiu had no relationship with the Gouding Kingdom of the Han Dynasty especially the elites of the Gouding Kingdom; their temporal and spatial relationships are not matching, and the cultural features of the Heimajing Cemetery were sharply different from that of the remains of the Gouding Kingdom found in the same region. Therefore, the Heimajing Cemetery was the remains of the Han-style burials whose date was mainly between the late Western Han and early Eastern Han Dynasty; its appearance was related to the immigration of the people from other regions caused by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ining industry in the Gejiu area, and in the occupants of the burials there would be many immigrants from the Lingnan Region and their descendants.
引文
[1]a.个旧市博物馆:《个旧黑蚂井东汉墓清理简报》,《云南文物》第39期,云南省博物馆《云南文物》编辑部,1994年。b.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个旧黑蚂井古墓群》,《云南文物》2000年第1期。c.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个旧黑玛井古墓群发掘报告》,见《云南考古报告集》(之二),云南科技出版社,2006年。d.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文物管理所、个旧市博物馆:《个旧市黑蚂井墓地第四次发掘报告》第162页,科学出版社,2013年。
[2]杨勇:《论云南个旧黑蚂井墓地及其相关问题》,《考古》2015年第10期。
[3]吴小平、李冀源:《云南个旧黑蚂井墓地性质的探讨》,《考古》2016年第10期。该文关于黑蚂井墓地年代的描述前后有三种,分别为西汉晚期至东汉初、西汉晚期至东汉早期、西汉晚期至东汉前期,这里采用文章前言中的说法。
[4]据《个旧黑蚂井古墓群》等资料,墓地现存面积约2万余平方米。1989年首次发掘前,墓地北面山头相当一部分已被采矿破坏,大量文物流失,仅存南半部的墓地。
[5]杨勇:《云贵高原汉式土圹墓的初步考察》,见《汉代城市和聚落考古与汉文化》,科学出版社,2012年。
[6]杨勇:《云贵高原西南夷文化遗存中铜釜的考察》,见《汉代陵墓考古与汉文化》,科学出版社,2016年。
[7]a.贵州省博物馆考古组、贵州省赫章县文化馆:《赫章可乐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86年第2期。b.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赫章可乐二○○○年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8年。
[8]杨勇:《战国秦汉时期云贵高原考古学文化研究》第352~355页,科学出版社,2011年。
[9]羁縻政策也并非是一以贯之的,如新莽时期和东汉初期就曾对西南夷土著族群进行过大力打压。但总体来说,受地理等因素的制约,两汉时期中央王朝在西南夷地区的统治主要还是限于郡县治所和交通线路附近,对当地土著族群很难形成直接的控制。
[10]参见童恩正:《人类与文化》第295~298页,重庆出版社,1998年。
[11][晋]常璩著,任乃强校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12]a.蒋廷瑜:《西林铜鼓墓与汉代句町国》,《考古》1982年第2期。b.杨帆:《中国南方古代民族》第186页,云南人民出版社,2014年。
[13]蒙默:《僰为僚说—兼论古代西南地区的濮人与昆明》,见《南方民族史论集》,四川民族出版社,1993年。
[14]方国瑜:《两汉经略西南:郡县设置与行政统治》,见《方国瑜文集》(第一辑)第182~212页,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
[15]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广西西林县普驮铜鼓墓葬》,《文物》1978年第9期。该简报认为西林铜鼓墓属西汉早期墓葬,与当时的句町有密切关系,墓主为统治阶级的一员。后来,蒋廷瑜又就此做了进一步的论述,参见注释[12]a。
[16]杨帆、何林珊:《云南文山州广南县牡宜句町贵族墓地》,见《2011中国重要考古发现》,文物出版社,2012年。
[17]a.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云南边境地区(文山州和红河州)考古调查报告》第123~125页,云南科技出版社,2008年。b.杨帆:《中国南方古代民族》第188~196页,云南人民出版社,2014年。
[18]瞿同祖著,邱立波译:《汉代社会结构》,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
[19]吕思勉:《秦汉史》第53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
[20]参见杨树达:《汉代婚丧礼俗考》第82、8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
[21]《汉书·地理志》载:“贲古,北采山出锡,西羊山出银、铅,南乌山出锡”。《华阳国志·南中志》载:“贲古县山出银、铜、铅、锡”。贲古为汉益州郡二十四县之一,个旧正位于贲古县境内。
[22]a.胡振东:《云南发现古冶炼遗址》,《文物》1994年第5期。b.戴宗品、张宗凯:《个旧冲子皮坡冶炼遗址发掘简报》,《云南文物》1998年第1期。
[23]黑蚂井M5出土多枚“大泉五十”铜钱,其中有两枚疑似范母(参见注释[1]a),或说明当地有铸造钱币的情况。不过,新莽时期币制混乱,很多人为牟取暴利而从事盗铸活动,且屡禁不止(参见徐承泰:《两汉货币的私铸》,《江汉考古》2000年第2期)。黑蚂井地处偏远,当时西南地区政局又较动荡,此处若有铸钱活动,更不大可能与官营有关。
[24]参见吕思勉:《秦汉史》第478、47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
[25]参见罗二虎:《秦汉时代的中国西南》第143~148页,天地出版社,2000年。
[26]如《盐铁论?复古》:“大夫曰:……往者豪强大家,得管山海之利,采铁石鼓铸,煮盐。一家聚众,或至千余人,大抵尽收放流人民也。远去乡里,弃坟墓,依倚大家,聚深山穷泽之中,成奸伪之业”。又如《后汉书?循吏列传》记建武中卫飒为桂阳太守,“耒阳县出铁石,他郡民庶,常依因聚会,私为冶铸。遂招来亡命,多致奸盗”。这里要说明的是,汉武帝时开始实行的盐铁官营虽一度压制了民间工商业的发展,但后来地方势豪鼓铸盐铁并未被完全禁止(参见李剑农:《中国古代经济史稿》第一卷第174、175页,武汉大学出版社,1991年),尤其是在进入东汉以后,该政策更是逐步松弛直至废止。由政府控制的盐铁产业尚且如此,民间对铜、锡等矿产的开发情形就更不难想见了。
[27]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1840~1949)》第一卷第339页,三联书店,1957年。
[28][清]李焜:《蒙自县志》,台北成文出版社影印乾隆五十六年抄本,1967年。
[29]同[2]。
[30]贵州省博物馆:《贵州清镇平坝汉至宋墓发掘简报》,《考古》1961年第4期。
[31][晋]常璩著,任乃强校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第280页注释[5],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32]同[14]。
[33]同[7]a。
[34]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昆明羊甫头墓地》卷三,科学出版社,2005年。
[35]a.贵州省博物馆:《贵州清镇平坝汉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9年第1期。b.同[30]。
[36]俞伟超:《楚文化的研究与文化因素的分析》,见《楚文化研究论集》第一集,荆楚书社,1987年。
[37]这一点在现代民族识别中依然如此,例如对海南岛苗族族属的辨别,有学者就提出,“首先由信仰入手,然后旁及其他因素,因为思想信仰这一层面具有最高的稳定性和生命力,蕴藏着这个民族最多最明显的文化特征”。参见容观夐:《海南省苗族族属问题》,见《中国的民族识别》,民族出版社,1995年。
[38]方国瑜:《汉晋时期在云南的汉族移民》,见《方国瑜文集》(第一辑)第303~354页,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
[39]张增祺:《云南古代的汉民族及汉文化(续)》,《云南文物》第19期,云南省博物馆《云南文物》编辑部,1986年。
[2]杨勇:《论云南个旧黑蚂井墓地及其相关问题》,《考古》2015年第10期。
[3]吴小平、李冀源:《云南个旧黑蚂井墓地性质的探讨》,《考古》2016年第10期。该文关于黑蚂井墓地年代的描述前后有三种,分别为西汉晚期至东汉初、西汉晚期至东汉早期、西汉晚期至东汉前期,这里采用文章前言中的说法。
[4]据《个旧黑蚂井古墓群》等资料,墓地现存面积约2万余平方米。1989年首次发掘前,墓地北面山头相当一部分已被采矿破坏,大量文物流失,仅存南半部的墓地。
[5]杨勇:《云贵高原汉式土圹墓的初步考察》,见《汉代城市和聚落考古与汉文化》,科学出版社,2012年。
[6]杨勇:《云贵高原西南夷文化遗存中铜釜的考察》,见《汉代陵墓考古与汉文化》,科学出版社,2016年。
[7]a.贵州省博物馆考古组、贵州省赫章县文化馆:《赫章可乐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86年第2期。b.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赫章可乐二○○○年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8年。
[8]杨勇:《战国秦汉时期云贵高原考古学文化研究》第352~355页,科学出版社,2011年。
[9]羁縻政策也并非是一以贯之的,如新莽时期和东汉初期就曾对西南夷土著族群进行过大力打压。但总体来说,受地理等因素的制约,两汉时期中央王朝在西南夷地区的统治主要还是限于郡县治所和交通线路附近,对当地土著族群很难形成直接的控制。
[10]参见童恩正:《人类与文化》第295~298页,重庆出版社,1998年。
[11][晋]常璩著,任乃强校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12]a.蒋廷瑜:《西林铜鼓墓与汉代句町国》,《考古》1982年第2期。b.杨帆:《中国南方古代民族》第186页,云南人民出版社,2014年。
[13]蒙默:《僰为僚说—兼论古代西南地区的濮人与昆明》,见《南方民族史论集》,四川民族出版社,1993年。
[14]方国瑜:《两汉经略西南:郡县设置与行政统治》,见《方国瑜文集》(第一辑)第182~212页,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
[15]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广西西林县普驮铜鼓墓葬》,《文物》1978年第9期。该简报认为西林铜鼓墓属西汉早期墓葬,与当时的句町有密切关系,墓主为统治阶级的一员。后来,蒋廷瑜又就此做了进一步的论述,参见注释[12]a。
[16]杨帆、何林珊:《云南文山州广南县牡宜句町贵族墓地》,见《2011中国重要考古发现》,文物出版社,2012年。
[17]a.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云南边境地区(文山州和红河州)考古调查报告》第123~125页,云南科技出版社,2008年。b.杨帆:《中国南方古代民族》第188~196页,云南人民出版社,2014年。
[18]瞿同祖著,邱立波译:《汉代社会结构》,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
[19]吕思勉:《秦汉史》第53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
[20]参见杨树达:《汉代婚丧礼俗考》第82、8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
[21]《汉书·地理志》载:“贲古,北采山出锡,西羊山出银、铅,南乌山出锡”。《华阳国志·南中志》载:“贲古县山出银、铜、铅、锡”。贲古为汉益州郡二十四县之一,个旧正位于贲古县境内。
[22]a.胡振东:《云南发现古冶炼遗址》,《文物》1994年第5期。b.戴宗品、张宗凯:《个旧冲子皮坡冶炼遗址发掘简报》,《云南文物》1998年第1期。
[23]黑蚂井M5出土多枚“大泉五十”铜钱,其中有两枚疑似范母(参见注释[1]a),或说明当地有铸造钱币的情况。不过,新莽时期币制混乱,很多人为牟取暴利而从事盗铸活动,且屡禁不止(参见徐承泰:《两汉货币的私铸》,《江汉考古》2000年第2期)。黑蚂井地处偏远,当时西南地区政局又较动荡,此处若有铸钱活动,更不大可能与官营有关。
[24]参见吕思勉:《秦汉史》第478、47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
[25]参见罗二虎:《秦汉时代的中国西南》第143~148页,天地出版社,2000年。
[26]如《盐铁论?复古》:“大夫曰:……往者豪强大家,得管山海之利,采铁石鼓铸,煮盐。一家聚众,或至千余人,大抵尽收放流人民也。远去乡里,弃坟墓,依倚大家,聚深山穷泽之中,成奸伪之业”。又如《后汉书?循吏列传》记建武中卫飒为桂阳太守,“耒阳县出铁石,他郡民庶,常依因聚会,私为冶铸。遂招来亡命,多致奸盗”。这里要说明的是,汉武帝时开始实行的盐铁官营虽一度压制了民间工商业的发展,但后来地方势豪鼓铸盐铁并未被完全禁止(参见李剑农:《中国古代经济史稿》第一卷第174、175页,武汉大学出版社,1991年),尤其是在进入东汉以后,该政策更是逐步松弛直至废止。由政府控制的盐铁产业尚且如此,民间对铜、锡等矿产的开发情形就更不难想见了。
[27]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1840~1949)》第一卷第339页,三联书店,1957年。
[28][清]李焜:《蒙自县志》,台北成文出版社影印乾隆五十六年抄本,1967年。
[29]同[2]。
[30]贵州省博物馆:《贵州清镇平坝汉至宋墓发掘简报》,《考古》1961年第4期。
[31][晋]常璩著,任乃强校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第280页注释[5],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32]同[14]。
[33]同[7]a。
[34]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昆明羊甫头墓地》卷三,科学出版社,2005年。
[35]a.贵州省博物馆:《贵州清镇平坝汉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9年第1期。b.同[30]。
[36]俞伟超:《楚文化的研究与文化因素的分析》,见《楚文化研究论集》第一集,荆楚书社,1987年。
[37]这一点在现代民族识别中依然如此,例如对海南岛苗族族属的辨别,有学者就提出,“首先由信仰入手,然后旁及其他因素,因为思想信仰这一层面具有最高的稳定性和生命力,蕴藏着这个民族最多最明显的文化特征”。参见容观夐:《海南省苗族族属问题》,见《中国的民族识别》,民族出版社,1995年。
[38]方国瑜:《汉晋时期在云南的汉族移民》,见《方国瑜文集》(第一辑)第303~354页,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
[39]张增祺:《云南古代的汉民族及汉文化(续)》,《云南文物》第19期,云南省博物馆《云南文物》编辑部,198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