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而优则仕?——清末留法学生兼进士潘敬的人生轨迹与时代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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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广东南海人潘敬是宣统三年的法政科进士,曾在清末民初两度赴欧,一生经历清末、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早期,留下众多颇有价值的论著和译作。他于1907年以优等成绩从京师大学堂师范馆毕业,并被遴选为官费赴法游学生之一,1910年底从法国毕业。归国后,他在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和北洋政府时期主要供职于财政部,期间曾于1913到1915年间再度旅欧,协助调查外国财政。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他离开财政部,在多家教育机构任教,同时亦曾在1935年末获得北宁铁路管理局的工作机会。至1946年他才返回佛山,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在地方上担任过市政协委员等职。审视潘敬的生平和文字,有助于更为多元地理解留欧学生的跨国视野和现实关怀,以及其在时代变革中的个人际遇与社会面貌。
Pan Jing, a 1911 metropolitan graduate from Nanhai, Guangdong province, left for Europe twice at the end of the Qing dynasty and the beginning of the Republican period. He underwent the end of the Qing dynasty, Republican period and early New Era of China, and published a variety of valuable articles, books and translations. In 1907 he graduated from the Normal College, Imperial University of Peking with honours, and was selected as one of the officially funded graduates being sent to study in France. He completed his study in France at the end of 1910. After returning to China,he mainly worked at the Ministry of Finance of the Provisional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 Northern Government. Within this period he was dispatched to Europe the second time for the purpose of assisting government investigation of foreign finances from 1913 to 1915. Follow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he left the Ministry of Finance, and devoted himself to teaching students at several different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But he also obtained an opportunity to work at the Beining Railway Administration at the end of 1935. In 1946 he finally returned to Foshan. After the arrival of the New Era of China, he also held a few official positions such as the Chinese People's Political Consultative Conference member in this city. Pan Jing's life and writings reflect transnational visions and realistic concerns of Chinese students having studied in Europe, as well as their personal plight and social conditions.
Pan Jing, a 1911 metropolitan graduate from Nanhai, Guangdong province, left for Europe twice at the end of the Qing dynasty and the beginning of the Republican period. He underwent the end of the Qing dynasty, Republican period and early New Era of China, and published a variety of valuable articles, books and translations. In 1907 he graduated from the Normal College, Imperial University of Peking with honours, and was selected as one of the officially funded graduates being sent to study in France. He completed his study in France at the end of 1910. After returning to China,he mainly worked at the Ministry of Finance of the Provisional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 Northern Government. Within this period he was dispatched to Europe the second time for the purpose of assisting government investigation of foreign finances from 1913 to 1915. Follow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he left the Ministry of Finance, and devoted himself to teaching students at several different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But he also obtained an opportunity to work at the Beining Railway Administration at the end of 1935. In 1946 he finally returned to Foshan. After the arrival of the New Era of China, he also held a few official positions such as the Chinese People's Political Consultative Conference member in this city. Pan Jing's life and writings reflect transnational visions and realistic concerns of Chinese students having studied in Europe, as well as their personal plight and social conditions.
引文
(1)潘敬:《樵山续著》,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276页。
(2)这些书籍包括《论海牙和平会无干涉中国财政之理》(宣统三年[1911])、《惠盫诗稿》(宣统三年[1911])、《文明者何》(1912)、《近政六论》(1917)、《樵山杂著》(1931年初版,1936年再版),以及《樵山诗集》(1938),参见(清)潘敬:《论海牙和平会无干涉中国财政之理》,《清末民国财政史料辑刊》第20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年,第477-578页;柯愈春:《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中册,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1842页;北京图书馆编:《民国时期总书目(1911-1949):政治》,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331-332、348页;北京图书馆编:《民国时期总书目(1911-1949):文学理论·世界文学·中国文学》,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1281页;(民国)潘敬:《樵山诗集》,出版社不详,1938年。
(3)例见(民国)潘敬:《中国欧战上之外交》(未完),《浙江兵事杂志》1917年第37期,第13-19页;(民国)潘敬:《中国欧战上之外交》(续),《浙江兵事杂志》1917年第38期,第6-12页;(民国)潘敬:《中国欧战上之外交》(续),《浙江兵事杂志》1917年第39期,第33-38页;(民国)潘敬:《中文与西文》,《交大平院季刊》1935年第1期,第1-2页;(民国)潘敬:《樵山续著》(未完),《改进专刊》1936年第14期,第1-15页。
(4)惠隐:《梁启超任北洋财政总长时二三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广东文史资料》第9辑,广州:广东人民印刷厂,1963年,第129-131页;潘敬:《京师大学堂忆述》,马玉田、舒乙:《文史资料存稿选编(教育)》,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第756-772页;潘敬:《对<唐绍仪生平的概述>一文的质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广东文史资料》第21辑,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199-200页;潘敬:《清季谋刺西太后之梁尔煦》,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佛山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组编:《佛山文史资料》第5辑,佛山:佛山市政协文史组,1985年,第23-27页;潘敬:《徐绍桢》,番禺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番禺文史资料》第8期,番禺:番禺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1990年,第79-80页;潘敬:《我心目中之梁士诒(遗稿)》,广东省三水县政协文史委员会编:《三水文史》第18-19辑合刊,三水:广东省三水县政协文史委员会,1989年,第13-17页。
(5)有关潘敬用法语翻译的数种图书,下文会予以介绍。遗憾的是,这些图书尚未受到翻译学界的系统关注和专门研究,参见马士奎:《晚清和民国时期旅法学人对中国文学的译介》,《法国研究》2016年第1期,第45-55页。
(6)潘敬:《清季谋刺西太后之梁尔煦》,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佛山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组编:《佛山文史资料》第5辑,佛山:佛山市政协文史组,1985年,第23-27页。潘敬祖母是康有为的姑姐。
(1)(民国)老宣:《实报疯话》,北平:实报出版社,1934年,第111页。“老宣”即宣永光(1886-1960),曾任北京《实报》(1928年10月4日创刊)的编辑,参见李楠:《迥然相异的面目:京海格局中的北京(平)小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5年第6期,第110-128页。
(2)例见秦翰才:《左宗棠逸事汇编》,长沙:岳麓书社,1986年,第237页;夏晓虹编:《追忆梁启超》,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第212-214页;钱钟书:《钱钟书手稿集:中文笔记》第8册,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58-59页;肖一亭、肖婧:《唐绍仪研究述论》,郑小跃主编:《珠海文史》第23辑,珠海:政协珠海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2014年,第156-185页。
(3)例见章开沅、余子侠主编:《中国人留学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142、150页。
(4)笔者在搜集潘敬中文著作的过程中,蒙广州潘文生先生热情襄助,谨致谢忱!
(5)(民国)潘孝云纂修:《潘世德堂族谱》卷1《始迁祖开房来历》、卷1《二房世系》上、卷2《二房世系》下、卷5《表序、列传、艺文、杂志》,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38-39、75、171-172、204、234-235、262、576-577页。
(6)例见《京师大学堂同学录》,房兆楹辑:《清末民初洋学学生题名录初辑》,台北: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62年,第125页。
(7)例见(民国)潘敬:《樵山杂著》自序,出版社不详,1931年,第1页;(民国)潘惠隐:《樵山续著(未完)》,《北宁铁路月刊》1938年第2期,第1-12页。《樵山杂著》(1931)封面也有“‘惠隐’自题”四字。
(8)广东省文史研究馆编:《广东省文史研究馆建馆三十五周年纪念册(1953-1988)》,广州:广东省文史研究馆,1988年,第25页;陈小柳:《广东省文史研究馆已故馆员、研究员、干事、名誉馆员简表》,《岭南文史》1993年第2期,第17-20页。本文以这两份文献所记载的潘敬生年为准。
(9)(民国)潘敬:《樵山杂著》卷6,出版社不详,1931年,第235页。
(10)(民国)潘敬:《樵山杂著》卷2,出版社不详,1931年,第56页。
(11)潘敬:《樵山续著》,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282页。
(1)(民国)潘孝云纂修:《潘世德堂族谱》卷5《表序、列传、艺文、杂志》,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576-577页。结合下文所述潘敬的科名,则族谱中所说的潘敬的“孝廉”实为举人之意。
(2)江庆柏:《清朝进士题名录》中册《道光二十七年丁未科》篇,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958页。另参见(民国)潘孝云纂修:《潘世德堂族谱》卷5《表序、列传、艺文、杂志》,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577页。
(3)(民国)潘孝云纂修:《潘世德堂族谱》卷2《二房世系》下,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35页。该族谱卷5也有大致相同的记载:“光绪丁未,赏给举人,派往法国留学,赏赐进士,奉派考察法国财政。民国任财政部秘书,全国烟酒税处长、印花税专员、全国印花税评议员,奉派查办福建,税务学校法文科教员。”参见同谱第588页。
(4)潘宝琪:《从“变法”到“保皇”康有为的几段史料》,政协南海县委员会文史组编:《南海文史资料》第1辑,南海:政协南海县委员会文史组,1982年,第15-20页。据族谱记载,潘宝琪的名当作“保琪”,其父亲名潘伯枢,祖父名潘继球,参见(民国)潘孝云纂修:《潘世德堂族谱》卷2《二房世系》下,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30、260页。
(5)潘敬:《樵山续著》,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203-204页。
(6)(民国)潘敬:《樵山杂著》卷1,出版社不详,1931年,第17-18页。
(7)(民国)潘孝云纂修:《潘世德堂族谱》卷2《二房世系》下,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04、235页。
(1)潘敬:《樵山续著》,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35页。
(2)(民国)潘敬:《樵山杂著》自序,出版社不详,1931年,第19页。
(3)北京大学校史研究室:《各地送学生入考大学堂》,北京大学校史研究室编:《北京大学史料:第一卷(1898-1911)》,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361页;潘敬:《京师大学堂忆述》,马玉田、舒乙主编:《文史资料存稿选编(教育)》,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第756-772页。
(4)《两广总督为核查在堂粤生以给津贴事咨会大学堂》,北京大学校史研究室编:《北京大学史料:第一卷(1898-1911)》,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369页。
(5)(清)匿名:《咨生入堂》,《大公报》(天津),1903年8月24日,第422号,第1版。
(6)《著照所议章程办理并派孙家鼐管理大学堂事务谕旨》,北京大学、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京师大学堂档案选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41-42页。
(7)王晓秋:《戊戌维新与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2期第75-85页;[法]巴斯蒂:《京师大学堂的科学教育》,《历史研究》1998年第5期,第47-55页。正式开学前,孙家鼐曾在光绪二十四年十月二十日(1898年12月3日)奏报京师大学堂开办情形,参见(清)孙家鼐:《协办大学士孙家鼐奏报开办大学堂情形折》,北京大学、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京师大学堂档案选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71-72页。胡适在1949年12月26日曾专门撰文对京师大学堂创立和开学的具体日期做过较为细致的考证(他将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十五日的西历日期误换算成1898年7月4日),但是误将孙家鼐奏报京师大学堂开办情形之日视作开学之日,参见胡适:《京师大学堂开办的日期》,《胡适全集》第20卷《教育·语言·杂著》,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360-368页。
(8)许景澄:《吏部左侍郎许景澄奏请暂行裁撤大学堂折》,北京大学、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京师大学堂档案选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90-91页;《著依议暂撤大学堂谕旨》,北京大学、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京师大学堂档案选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89-90页。
(9)《著即开办大学堂并派张百熙经理谕旨》,北京大学、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京师大学堂档案选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93页。
(10)《清实录·德宗景皇帝实录》卷508《光绪二十八年十一月下》,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704页。
(1)(清)世铎等:《大学堂章程》,北京大学、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京师大学堂档案选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6-40页。
(2)郑师渠:《论京师大学堂师范馆》,《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5期,第5-18页;阮春林:《浅析京师大学堂师范馆的创设》,《历史教学》2004年第4期,第21-25页。
(3)(清)张百熙:《京师大学堂章程》,北京大学、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京师大学堂档案选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48-169页;《著责成张百熙悉心经理京师大学堂谕旨》,北京大学、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京师大学堂档案选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73页。
(4)(清)大学堂:《大学堂考选入学章程》,北京大学、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京师大学堂档案选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69-173页。
(5)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编纂:《大清新法令(1901-1911)》第3卷《学务纲要·宜首先急办师范学堂》《大学堂章程·京师大学堂现在办法》、《优级师范学堂章程》,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92-93、175-178、241-259页。
(6)例见[清]曹广权:《京师大学堂同学录》序,房兆楹辑:《清末民初洋学学生题名录初辑》,台北: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62年,第55-57页。
(7)(清)匿名:《京师大学堂招考速成科学生告示全文昨已录登本报兹又探闻开考日期已奉管学大臣酌定于九月十三日头场十五日二场又闻有本月初八日先行考验仕学院之说》,《大公报》(天津),1902年10月4日,第110号,第3版。
(8)(清)匿名:《京师大学堂招考于二十五日出榜兹将全榜照录于后》,《大公报》(天津),1902年10月29日,第135号,第5版。
(9)(清)匿名:《京师大学堂续行招考告示探录如下》,《大公报》(天津),1902年10月28日,第134号,第4版;(清)匿名:《京师大学堂续行招考之期已纪本报》,《大公报》(天津),1902年10月30日,第136号,第3版。
(10)(清)匿名:《京师大学堂于十七日二次收考计投考者仕学院一百二十人师范馆二百八十二人》,《大公报》(天津),1902年11月19日,第156号,第2版。
(11)(清)匿名:《京师大学堂出案招复全示》,《大公报》(天津),1902年11月27日,第164号,第3版。
(12)(清)匿名:《探闻京师大学堂第二次金榜》,《大公报》(天津),1902年12月4日,第171号,第3版。
(13)(清)匿名:《招考学生》,《大公报》(天津),1902年9月13日,第89号,附张。
(1)潘懋元、刘海峰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高等教育》,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16、28页。
(2)《京师大学堂同学录》,房兆楹辑:《清末民初洋学学生题名录初辑》,台北: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62年,第125页。根据前述潘敬的家世,“誉孚”中的“誉”当作“继”。潘敬的姓名亦载于1907年的《京师大学旧班师范毕业生题名录》,参见《京师大学旧班师范毕业生题名录》《清末民初洋学学生题名录初辑》,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62年,第147页。
(3)《两广总督为学生津贴事咨大学堂文》,北京大学校史研究室编:《北京大学史料:第一卷(1898-1911)》,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368页。这与潘敬在回忆文章中说的吻合,即他入学那一年,每个京师大学堂的粤籍学生的家人可每月“向善后局支取银十二两为安家费”,且“另由局汇京每人每月银八两为津贴”,参见潘敬:《京师大学堂忆述》,马玉田、舒乙主编:《文史资料存稿选编(教育)》,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第756-772页。
(4)《两广总督为核查在堂粤生以给津贴事咨会大学堂》,北京大学校史研究室编:《北京大学史料:第一卷(1898-1911)》,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369页。
(5)《两广总督详明在京粤生津贴办法》,北京大学校史研究室编:《北京大学史料:第一卷(1898-1911)》,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372-373页。
(6)(清)匿名:《月考出榜》,《大公报》(天津),1904年7月10日,第732号,第2版;(清)匿名:《月考前茅》,《大公报》(天津),1904年12月11日,第886号,第2版;(清)匿名:《月考前茅》,《大公报》(天津),1905年1月13日,第919号,第2版;(清)匿名:《大学月考榜》,《大公报》(天津),1905年5月27日,第1043号,第2版;(清)匿名:《旧生榜示》,《大公报》(天津),1905年6月26日,第1073号,第2版。
(7)尹燕:《陈黻宸学术思想研究》,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40-42页。
(8)陈黻宸:《北京大学分科广东同学会序》,陈德溥编:《陈黻宸集》,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659-660页。
(9)潘敬:《京师大学堂忆述》,马玉田、舒乙主编:《文史资料存稿选编(教育)》,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第756-772页。
(10)《光绪三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学部准大学堂师范生毕业考试文》,王学珍、张万仓编:《北京高等教育文献资料选编:1861-1948》,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22页。
(1)《咨大学堂师范旧班学生择送英美法等国肄业专门学校文》,《学部官报》1907年第17期,第94页。另参见《光绪三十三年二月初四学部为师范旧班学生择送英、美、法等国肄业专门学校咨大学堂文》,《北京高等教育文献资料选编:1861-1948》,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22页。
(2)《咨大学堂查照师范生毕业考试分数册暨等第分数表列榜晓示文》,《学部官报》1907年第18期,第100-101页。
(3)《大学堂总监督为学部批准师范旧班选派游学生事告示》,北京大学、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京师大学堂档案选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312页。另参见(清)匿名:《各省游学汇志》,《东方杂志》1907年第4卷第7期,第177-178页。
(4)潘敬在其回忆文章中清晰地记载了这一日期,参见潘敬:《京师大学堂忆述》,马玉田、舒乙主编:《文史资料存稿选编(教育)》,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第756-772页。这与学部于光绪三十三年二月初十(1907年3月23日)咨复京师大学堂总监督的文件中所说的“毕业行礼,现拟于本月十三日在本堂举行”的说法一致,参见《学部为师范生毕业考试、典礼等事咨复大学堂总监督》,北京大学校史研究室编:《北京大学史料:第一卷(1898-1911)》,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281-282页。另外,也有学者在考察京师大学堂颁发给伦明(1878-1944;潘敬的同学)的毕业证书时,指出其于光绪三十三年二月十三日获得该毕业证书,参见郑丽芬:《藏书家伦明与京师大学堂师范馆关系史实考源》,《山东图书馆学刊》2016年第2期,第40-45页。萧超然曾援引《大学堂师范科毕业仪式册》(1909年,北京大学档案室藏),指出师范馆的毕业典礼举行于1907年的“3月13日”,随后《中国近代学制史料》一书采录了这一日期及相关论述,参见萧超然:《京师大学堂创办述略》,《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1期,第43、120-128页;朱有瓛:《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2辑上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929页。这里的“3月13日”当系阴阳历转换过程中出现的疏失,或者系阴历“二月十三日”之笔误。
(5)《咨使美法大臣照章保送游学生潘敬等入校文》,《学部官报》1907年第17期,第96页。就在同一日,上海的《申报》刊登了京师大学堂师范旧班毕业生的毕业成绩等级,其中潘敬得分在80分以上,位列“优等”(“因主课有一门不满七十分,故不得列最优等”),参见(清)匿名:《学务:大学堂优级师范旧班毕业全榜(北京)》,《申报》,1907年3月30日,第12189号,第11版。
(6)《大学堂师范生毕业照章给奖折》,《学部官报》1907年第19期,第178-184页。
(7)(清)匿名:《师范生之保案》,《大公报》(天津),1907年5月17日,第1740号,第2版。
(8)(民国)潘敬:《樵山杂著》卷5,[出版社不详],1931年,第163页。
(9)《京师大学堂历任负责人》,北京大学校史研究室编:《北京大学史料:第一卷(1898-1911)》,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67-74页。
(10)(清)匿名:《上海官事》,《申报》,1907年4月25日,第12215号,第19版。
(1)(清)学部:《电查留学入校日期》,《大公报》(天津),1907年7月13日,第1797号,第2版。
(2)王焕琛编:《留学教育:中国留学教育史料》第2册,台北:台北编译馆,1980年,第631页。
(3)潘敬:《樵山续著》,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82页。
(4)(民国)潘敬:《樵山杂著(自序)》,出版社不详,1931年,第1页。
(5)潘敬:《樵山续著》,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85页。
(6)王焕琛编:《留学教育:中国留学教育史料》第2册,台北:台北编译馆,1980年,第637页。
(7)《札欧洲游学生监督、咨出使欧洲各国大臣自明年为始凡毕业各生一律加给证明书文》,《学部官报》1911年第149期,第41-42页。
(8)王焕琛编:《留学教育:中国留学教育史料》第2册,台北:台北编译馆,1980年,第688-689页。
(1)(民国)潘敬:《樵山杂著》卷5,出版社不详,1931年,第265页。
(2)《学部考取游学毕业生名单》,《内阁官报》1911年第42号,第17-20页。上海的《申报》也在同月8日报道了潘敬等留学生考核后的等级(但未记具体分数),参见(清)匿名:《留学生及第名单》,《申报》,1911年10月8日,第13889号,第26版。
(3)《学部告示二则》,《内阁官报》1911年第51期,第22页。
(4)《学部告示》,《内阁官报》1911年第57期,第22页;(民国)欧家廉等纂:《清实录·宣统政纪》卷62《宣统三年九月上》,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1142页;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宣统二年归国留学生史料续编》,《历史档案》1997年第4期,第52-66页。
(5)(民国)俞飞鹏主编:《交通史总务编》第3章《教育》,南京:交通部,1936年,第62页。
(6)《咨京师各学堂官费游学毕业生义务期内薪给暂行章程文》,《学部官报》1911年第154期,第6-7页。
(7)《国立北京大学廿周年纪念册》,北京:国立北京大学,1918年,第54页。
(8)《敎育部总长呈荐任大学校校长等文》,《政府公报》1912年第5期,第3-4页。
(9)潘敬:《京师大学堂忆述》,马玉田、舒乙主编:《文史资料存稿选编(教育)》,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第756-772页。《北京大学史料》一书记刘廷琛于1908年1月至1910年9月间任京师大学堂总监督,参见北京大学校史研究室:《京师大学堂历任负责人》,北京大学校史研究室编:《北京大学史料:第一卷(1898-1911)》,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67-74页。若如此,则潘敬执教时的总监督不可能是刘廷琛。然而刘廷琛于光绪三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1907年12月29日)正式被任命为京师大学堂总监督,中途虽曾短暂请假回籍省亲,但至宣统三年二月二十三日(1911年3月23日)还以“大学堂总监督”的名义上奏折,可见潘敬的说法应当是可信的,参见《刘廷琛到任京师大学堂呈报学部文》,北京大学校史研究室编:《北京大学史料:第一卷(1898-1911)》,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65页;《奏请简员署理京师大学堂总监督折》,北京大学校史研究室编:《北京大学史料:第一卷(1898-1911)》,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65页;(清)刘廷琛:《大学堂总监督刘廷琛奏新刑律不合礼教条文请严饬删尽折》,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887-889页。
(1)(民国)潘敬:《樵山杂著》卷5,出版社不详,1931年,第163页;萧超然等编:《北京大学校史(1898-1949)》,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32-34页。
(2)(民国)潘敬:《樵山杂著》卷2,出版社不详,1931年,第43页。
(3)罗竹风主编:《汉语大词典》第8卷,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4年,第486页。
(4)潘敬回忆道:“师范馆则明明规定是养成师资,担任教育,毕业后应该为人之师。但当时入该馆的学生包括我在内,所怀的志愿,并不是这样。我们惟一的目的,不外想做官。”参见潘敬:《京师大学堂忆述》,马玉田、舒乙主编:《文史资料存稿选编(教育)》,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第756-772页。
(5)(民国)潘敬:《惠盫诗稿》弁言,出版社不详,1911年,第1页。潘敬后来出版的《樵山诗集》(1938)的前半部分即《惠盫诗稿》的弁言和全部内容,但更动了弁言中的个别文字(大意未变),参见(民国)潘敬:《樵山诗集》弁言,出版社不详,1938年,第1页。
(6)(清)潘敬:《论海牙和平会无干涉中国财政之理》,《清末民国财政史料辑刊》第20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年,第477-578页。
(7)(民国)潘敬:《文明者何》例言,出版社不详,1912年,第1页。
(8)(民国)匿名,《财政部职员名单》,《临时政府公报》1912年第43号,第16-19页。另参见沈式荀编:《中华民国第一期临时政府财政部事类辑要》,台北:学海出版社,1970年,第251页。在该辑要(识于1912年10月)中,潘敬的姓名旁附加了他的号“惠人”。
(9)(民国)财政部:《财政部令稿》,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2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406页。
(10)(民国)财政部:《财政部部令》,《政府公报》1912年第21号,第2页。潘敬自己也记道:“辛亥革命后,余自南徂北。”参见(民国)潘敬:《樵山杂著》卷5,出版社不详,1931年,第163页。
(1)(民国)潘敬:《樵山杂著》卷6,出版社不详,1931年,第224-225页。潘敬随后节录了辞职书的内容,其中显示他主要强调自己才学不高,不想滥竽充数,欲“退休以避贤路”。
(2)(民国)熊希龄:《密荐各江海关监督禀稿》,周秋光编:《熊希龄集》第2册,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883-884页。熊希龄密荐之具体月日虽不详,但是已是北洋政府初期,因为其在密折中提到沈式荀时,称后者“现派财政部筹备处帮办”。而“财政部筹备处”正是1912年5月7日由当时的北洋政府财政总长熊希龄下令解散财政部旧部各员的同时成立的,参见(民国)熊希龄:《解散财政部旧部各员令》,周秋光编:《熊希龄集》第2册,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600页;(民国)熊希龄:《委派财政部筹备处总办及各股员司令》,周秋光编:《熊希龄集》第2册,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601页。熊希龄在密折中附有各人员之简介,其中潘敬为“广东人,南京财政部参事,留学法国毕业。”
(3)(民国)袁世凯:《准任命曹葆珣等职务令》,骆宝善、刘路生主编:《袁世凯全集》第21卷,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54页。
(4)(民国)潘敬:《中国国债与外国国债之比较》,《经济杂志》1912年第1期,第1-19页。
(5)(民国)孙中山:《琼州改设行省理由书》,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等编:《孙中山全集》第2卷,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563-567页。
(6)[日]宗方小太郎:《一九一二年中国之政党结社》,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189-190页。
(7)(民国)国民共进会:《共和联邦折中制商搉书》,《大公报》(天津),1912年2月28日,第3435号,第5版;(民国)匿名:《国民共进会开会纪盛》,《大公报》(天津),1912年5月14日,第3510号,第3版。
(8)(民国)匿名:《经济协会章程》,《申报》,1912年9月25日,第14223号,第1版。
(9)(民国)潘敬:《樵山续著》,《铁路月刊:北宁线》1937年第5期,第1-18页。
(10)(民国)周学熙:《驻外财政员办事章程》,《政府公报》1912年第213号,第8-9页。
(11)(民国)周学熙:《财政部部令第七十三号》,《政府公报》1913年第360期,第5页。
(12)(民国)潘敬:《樵山杂著》卷5,出版社不详,1931年,第165-166页。
(13)(民国)潘敬:《樵山杂著》卷6,出版社不详,1931年,第265页。
(14)(民国)潘敬:《樵山杂著》卷6,出版社不详,1931年,第236-237页。
(1)(民国)潘敬:《樵山杂著》卷5,出版社不详,1931年,第168页。
(2)潘敬:《樵山续著》,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276页。
(3)(民国)赵秉钧:《临时大总统令:任命胡惟德为驻法日葡国公使此令》,《政府公报》1912年第206期,第2页。
(4)(民国)段祺瑞、陆征祥:《驻法日葡特命全权公使胡惟德呈》,《政府公报》1913年第388期,第8-9页。
(5)(民国)潘敬:《樵山杂著》卷2,出版社不详,1931年,第43-44页。
(6)潘敬:《樵山续著》,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86页。此处的“博丁家”即提供寄宿的人家的意思。潘敬自己曾说:“外国博丁人家Boarding House,如我国之包爨公寓。”参见(民国)潘敬:《樵山杂著》卷5,出版社不详,1931年,第167页。
(7)潘敬:《樵山续著》,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86页。
(8)《国立北京大学廿周年纪念册》,北京:北京大学,1918年,第54页。
(9)(民国)外交官领事官考试甄录委员会:《外交官领事官考试甄录委员会通告》,《政府公报》1916年第114号,第30-31页。
(10)(民国)段祺瑞、曹汝霖:《外交部呈报外交官领事官考试甄录试验办理完竣文并批令》,《政府公报》1916年第155号,第3页。
(11)民国历届政府外交部职官年表未含潘敬姓名,参见石源华主编:《中华民国外交史辞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755-770页。经检《外交部职员录》(1929;1930;1933;1946;1948)、《国民政府外交部职员录》(1928)、《国民政府行政院外交部职员录》(1928)等,亦未见潘敬。
(12)潘敬:《对<唐绍仪生平的概述>一文的质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广东文史资料》第21辑,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199-200页。
(13)(民国)潘敬:《樵山杂著》卷5,出版社不详,1931年,第189-191页。潘敬对麦秩严(戊戌进士)籍贯和官职的记叙准确,参见胡译之:《平政院评事、肃政史选任及履历考论》,《青海社会科学》2016年第2期,第189-198页。
(14)(民国)潘敬:《樵山杂著》卷6,出版社不详,1931年,第212-213页。
(15)(民国)陈锦涛:《财政部令第九十二号》,《政府公报》1916年第218号,第14页。
(16)(民国)陈锦涛:《财政部令第一百七号》,《政府公报》1916年第261号,第7页。
(1)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8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829-855页。
(2)惠隐:《梁启超任北洋财政总长时二三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广东文史资料》第9辑,广州:广东人民印刷厂,1963年,第129-131页。潘敬在这篇回忆文章中提到“烟酒事务处”的处长为“胡汝麟”,所记不误。经查胡汝麟确曾于1917年8月16日担任“全国烟酒公卖局”的“总办”一职,参见罗元铮主编:《中华民国实录:文献统计》第1册,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40页。
(3)(民国)匿名:《令设全国烟酒事务署》,《东方杂志》1919年第2号,第223页;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译室主编:《一九一九年南北议和资料》“政闻纪要”,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3年,第488页。
(4)(民国)周自齐:《财政部令第一百四十三号》,《政府公报》1920年第1635号,第9页。
(5)(民国)靳云鹏、周自齐:《大总统令》,《政府公报》1920年第1695号,第3页。
(6)(民国)财政部:《财政部令》,《财政月刊》1921年第85期,第13页。
(7)(民国)王宠惠、罗文干:《大总统令》,《政府公报》1922年第2379号,第2页。
(8)(民国)顾维钧:《大总统指令第一百五十一号》,《政府公报》1927年第3893号,第1页。
(9)潘敬:《京师大学堂忆述》,马玉田、舒乙主编:《文史资料存稿选编(教育)》,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第756-772页。
(10)(民国)潘敬:《樵山杂著》卷4,出版社不详,1931年,第144页。
(11)(民国)潘敬:《樵山杂著》卷5,出版社不详,1931年,第159页。
(12)(民国)潘敬:《樵山杂著》卷6,出版社不详,1931年,第225-227页。
(13)(民国)潘敬:《樵山杂著》卷5,出版社不详,1931年,第201-203页。
(14)潘敬自述:“中西人通姓氏,只可译音。余译姓名为Panking,两字相连,取从彼俗。”参见(民国)潘敬:《樵山杂著》卷2,[出版社不详],1931年,第67页。
(15)Panking,Les Chevaliers Chinois:Roman de Moeurs et D’aventures,P伢kin:Politique de Pékin,1922.
(16)(民国)潘敬:《樵山杂著》卷5,出版社不详,1931年,第184页。
(1)潘敬:《樵山续著》,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54-155页。
(2)Panking,Hsiang Fei:La Concubine Parfumée,Pékin:Politique de Pékin,1922.
(3)(民国)潘敬:《樵山杂著》卷6,出版社不详,1931年,第259页。
(4)Panking et Kou Hong-Ming,Contes Chinois,Pékin:Politique de Pékin,1924.
(5)(民国)潘敬:《樵山杂著》卷5,出版社不详,1931年,第183页。
(6)Panking,Livre de Cuisine D’un Gourmet Poète,Pékin:Politique de Pékin,1924.
(7)(民国)潘敬:《樵山杂著》卷6,出版社不详,1931年,第261页。
(8)Panking,Galerie des Femmes Célèbres de La Chine,Pékin:Politique de Pékin,1924.
(9)(民国)惠隐:《老惠游踪》,《天津半月刊》1933年第8期,第15-17页;(民国)惠隐:《川产》,《北晨画刊》1934年第1期,第2页;(民国)惠隐:《生蠔》,《北晨画刊》1934年第2期,第6页;(民国)惠隐:《八珍》,《北晨画刊》1934年第3期,第11页;(民国)惠隐:《大蒜》,《北晨画刊》1934年第4期,第14页;(民国)惠隐:《疯枣》,《北晨画刊》1934年第7期,第25页;(民国)惠隐:《说蛇》,《北晨画刊》1934年第7期,第26页;(民国)惠隐:《海狗鱼》,《北晨画刊》1934年第8期,第29页;(民国)惠隐:《空气之味》,《北晨画刊》1934年第9期,第33页;(民国)惠隐:《韩干画马》,《北晨画刊》1934年第10期,第37页;(民国)惠隐:《奇异之动植物》,《北晨画刊》1934年第11期,第42页;(民国)惠隐:《餐老》,《北晨画刊》1934年第12期,第45页;(民国)惠隐:《题吴子玉将军悬崖勒马图》,《北晨画刊》1935年第5期,第18页;(民国)惠隐:《学懒》,《北晨画刊》1935年第8期,第29页;(民国)惠隐:《夜壶》,《北晨画刊》1935年第10期,第40页;(民国)惠隐:《董四墓桃》,《北晨画刊》1935年第11期,第54页。
(10)(民国)北宁铁路管理局:《令秘书室、总务处:为派潘敬、冯滉二员代理秘书蒋□启代理该处文书课文牍股主任课员令仰遵照由》,《北宁日刊》1936年第1532期,第2页。
(11)潘敬:《樵山续著》,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71-172页。
(12)(民国)潘敬:《樵山续著》,《改进专刊》1936年第14期,第1-15页;(民国)潘敬:《樵山续著》,《改进专刊》1936年第15期,第1-16页;(民国)潘敬:《樵山续著》,《改进专刊》1936年第16期,第1-24页;(民国)潘敬:《樵山续著》,《改进专刊》1936年第17期,第1-33页;(民国)潘敬:《樵山续著》,《改进专刊》1936年第18期,第1-38页;(民国)潘敬:《樵山续著》,《改进专刊》1936年第19期,第1-25页;(民国)潘敬:《樵山续著》,《改进专刊》1937年第20期,第1-21页;(民国)潘敬:《樵山续著》,《改进专刊》1937年第21期,第1-25页;(民国)潘敬:《樵山续著》,《改进专刊》1937年第22期,第1-18页。这些笔记现以《樵山续著》为题结集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于2016年出版,但该书也收录了原本以《樵山续著》为题的以外的诗作、游记等作品。《樵山续著》系续其《樵山杂著》(1931)之作。潘敬在首篇《樵山续著》开头称“《樵山杂著》于民国十九年出版”,实则《樵山杂著》出版于民国二十年(1931)。
(13)(民国)潘敬:《游文信国公祠记》,《改进专刊》1936年第13期,第1-3页;(民国)潘敬:《诗》,《改进专刊》1936年第17期,第1-2页。
(1)例见(民国)潘敬:《樵山续著》,《铁路月刊:北宁线》1937年第5期,第1-18页;(民国)潘敬:《樵山续著》,《铁路月刊:北宁线》1937年第6期,第1-18页;(民国)潘敬:《樵山续著》,《铁路月刊:北宁线》1938年第2期,第1-12页;(民国)潘敬:《樵山续著》,《铁路月刊:北宁线》1938年第3期,第1-13页;(民国)潘敬:《樵山续著》,《铁路月刊:北宁线》1938年第4期,第1-13页;(民国)潘敬:《樵山续著》,《铁路月刊:北宁线》1938年第5期,第1-13页。目前由于笔者未能查阅到完整的《铁路月刊:北宁线》系列,因此尚无法给出该刊所发表的所有以《樵山续著》为题的篇目。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发表于《铁路月刊:北宁线》上的部分条目,如论大仲马和小仲马,亦见于《樵山杂著》(1931)。
(2)例见(民国)惠隐:《杂诗十五首》,《铁路月刊:北宁线》1937年第5期,第1-5页;(民国)惠隐:《诗:夜宴》,《铁路月刊:北宁线》1938年第2期,第1页。
(3)马艺:《天津新闻传播史纲要》,北京:新华出版社,2005年,第313页。
(4)许怡:《北宁路权述略》,《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4期,第83-85页。另参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有关日本策动华北走私情况档案史料选》,《民国档案》1987年第4期,第16-39页;辽宁省档案馆:《关于满铁与“七七事变”的一组档案史料》,《民国档案》2001年第3期,第21-30页。
(5)(民国)惠隐:《老惠罪言》,《天津半月刊》1933年第6期,第18-21页。
(6)潘敬:《京师大学堂忆述》,马玉田、舒乙主编:《文史资料存稿选编(教育)》,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第756-772页。
(7)The North China Advertising Co.,North China Hong-List:1919,Tientsin:The North China Printing and Publishing Co.,1919,p.158.该书将“Customs College”的中文校名记为“税务学堂”,不确。经查北京的“税务学堂”成立于1908年,至1913年则更名为“税务专门学校”,参见(民国)林斯陶:《北京税务专门学校》,《教育与职业》1923年第10期,第14-17页;周熊:《税务专门学校的创立和发展及办学传统初探》,《上海海关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0年第2期,第68-74页。另据该校校友会提供的历史影像资料,一张日期为1919年6月24日学生毕业证书上印有当时“外国语”中的“法文”教员潘敬的签名“Panking”,而同年的一张师生合影的毕业照中,也有潘敬的身影(前排左三),参见税务专门学校校友会:《中国海关高等教育百年暨税务专门学校建校一百周年纪念图册》,上海:税务专门学校校友会,2009年,第12、18页。
(8)Alexander Ramsay,The Peking Who’s Who,1922,Peking:The Tientsin Press Limited,1922,p.60.
(9)陈善颐:《税务专门学校的回忆》,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存稿选编:教育》,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第360-372页。陈善颐称潘敬为“外交部科长”,当属误记。
(10)(民国)国民共进会:《北平税专学生欢迎余文灿博士长校》,《大公报》(天津),1930年2月26日,第3692号,第5版。
(11)(民国)潘敬:《惠庵随笔》,《税专半月刊》1930年第7-8期,第107-110页。该文内容亦见于潘敬的《樵山杂著》(1931)。
(1)吴惠龄、李壑编:《北京高等教育史料(第一集)》,北京: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2年,第96-111页。
(2)吴惠龄、李壑编:《北京高等教育史料(第一集)》,北京: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2年,第266-279页。
(3)例见(民国)敬:《惠隐随笔》,《北平交大周刊》1933年第3期,第3页;(民国)匿名:《惠隐随笔》,《北平交大周刊》1937年第9期,第1页。兹不枚举。
(4)(民国)潘敬:《中文与西文》,《交大平院季刊》1935年第1期,第1-2页;(民国)惠隐:《西山纪游诗》,《交大平院季刊》1935年第2-3期,第193-194页;(民国)潘敬:《劳山游记》,《交大平院季刊》1936年第1期,第155-160页。其中《劳山游记》曾在别处发表,参见(民国)潘敬:《劳山游记》,《改进专刊》1936年第16期,第1-5页。
(5)(民国)和:《九日登陶然亭再和潘惠隐主任丙寅作》,《辟才杂志》1926年第5号,第28页。
(6)潘敬:《樵山续著》,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215页。
(7)陆羽:《广州的方便医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广东文史资料》第8辑,广州:广东人民印刷厂,1963年,第139-150页。关于近代广州方便医院的创办和运作,参见唐富满:《广州方便医院与近代广州社会》,《中山大学学报论丛》2007年第10期,第223-227页。
(8)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佛山市委员会编:《佛山政协志》,佛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佛山市委员会,1987年,第75-80页。
(9)佛山市文化局编:《佛山市文化志》,广州:广东科技出版社,1991年,第192、257页。
(10)陈小柳:《广东省文史研究馆已故馆员、研究员、干事、名誉馆员简表》,《岭南文史》1993年第2期,第17-20页;麦淑萍等:《广东省文史研究馆大事记(1953-5008)》,《岭南文史》2008年第3期,第30-62页。
(11)广东省文史研究馆编:《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史料》,北京:中华书局,1978年,第181页。
(1)匿名:《古稀老人星湖之会》,叶广良编:《岭南长歌》,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11年第206-207页。目前笔者尚未查得由潘敬翻译的《中国红军故事》的法文版。
(2)“落落寡合”是潘敬的友人黄节对他的评价,参见潘敬:《樵山续著》,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68-69页。
(3)例见(民国)潘敬:《樵山杂著》卷2、卷5、卷6,出版社不详,1931年,第52-53、161-162、239-241、246-247页;潘敬:《樵山续著》,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04-105、168-169、171、224、247-248页。
(2)这些书籍包括《论海牙和平会无干涉中国财政之理》(宣统三年[1911])、《惠盫诗稿》(宣统三年[1911])、《文明者何》(1912)、《近政六论》(1917)、《樵山杂著》(1931年初版,1936年再版),以及《樵山诗集》(1938),参见(清)潘敬:《论海牙和平会无干涉中国财政之理》,《清末民国财政史料辑刊》第20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年,第477-578页;柯愈春:《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中册,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1842页;北京图书馆编:《民国时期总书目(1911-1949):政治》,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331-332、348页;北京图书馆编:《民国时期总书目(1911-1949):文学理论·世界文学·中国文学》,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1281页;(民国)潘敬:《樵山诗集》,出版社不详,1938年。
(3)例见(民国)潘敬:《中国欧战上之外交》(未完),《浙江兵事杂志》1917年第37期,第13-19页;(民国)潘敬:《中国欧战上之外交》(续),《浙江兵事杂志》1917年第38期,第6-12页;(民国)潘敬:《中国欧战上之外交》(续),《浙江兵事杂志》1917年第39期,第33-38页;(民国)潘敬:《中文与西文》,《交大平院季刊》1935年第1期,第1-2页;(民国)潘敬:《樵山续著》(未完),《改进专刊》1936年第14期,第1-15页。
(4)惠隐:《梁启超任北洋财政总长时二三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广东文史资料》第9辑,广州:广东人民印刷厂,1963年,第129-131页;潘敬:《京师大学堂忆述》,马玉田、舒乙:《文史资料存稿选编(教育)》,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第756-772页;潘敬:《对<唐绍仪生平的概述>一文的质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广东文史资料》第21辑,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199-200页;潘敬:《清季谋刺西太后之梁尔煦》,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佛山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组编:《佛山文史资料》第5辑,佛山:佛山市政协文史组,1985年,第23-27页;潘敬:《徐绍桢》,番禺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番禺文史资料》第8期,番禺:番禺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1990年,第79-80页;潘敬:《我心目中之梁士诒(遗稿)》,广东省三水县政协文史委员会编:《三水文史》第18-19辑合刊,三水:广东省三水县政协文史委员会,1989年,第13-17页。
(5)有关潘敬用法语翻译的数种图书,下文会予以介绍。遗憾的是,这些图书尚未受到翻译学界的系统关注和专门研究,参见马士奎:《晚清和民国时期旅法学人对中国文学的译介》,《法国研究》2016年第1期,第45-55页。
(6)潘敬:《清季谋刺西太后之梁尔煦》,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佛山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组编:《佛山文史资料》第5辑,佛山:佛山市政协文史组,1985年,第23-27页。潘敬祖母是康有为的姑姐。
(1)(民国)老宣:《实报疯话》,北平:实报出版社,1934年,第111页。“老宣”即宣永光(1886-1960),曾任北京《实报》(1928年10月4日创刊)的编辑,参见李楠:《迥然相异的面目:京海格局中的北京(平)小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5年第6期,第110-128页。
(2)例见秦翰才:《左宗棠逸事汇编》,长沙:岳麓书社,1986年,第237页;夏晓虹编:《追忆梁启超》,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第212-214页;钱钟书:《钱钟书手稿集:中文笔记》第8册,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58-59页;肖一亭、肖婧:《唐绍仪研究述论》,郑小跃主编:《珠海文史》第23辑,珠海:政协珠海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2014年,第156-185页。
(3)例见章开沅、余子侠主编:《中国人留学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142、150页。
(4)笔者在搜集潘敬中文著作的过程中,蒙广州潘文生先生热情襄助,谨致谢忱!
(5)(民国)潘孝云纂修:《潘世德堂族谱》卷1《始迁祖开房来历》、卷1《二房世系》上、卷2《二房世系》下、卷5《表序、列传、艺文、杂志》,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38-39、75、171-172、204、234-235、262、576-577页。
(6)例见《京师大学堂同学录》,房兆楹辑:《清末民初洋学学生题名录初辑》,台北: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62年,第125页。
(7)例见(民国)潘敬:《樵山杂著》自序,出版社不详,1931年,第1页;(民国)潘惠隐:《樵山续著(未完)》,《北宁铁路月刊》1938年第2期,第1-12页。《樵山杂著》(1931)封面也有“‘惠隐’自题”四字。
(8)广东省文史研究馆编:《广东省文史研究馆建馆三十五周年纪念册(1953-1988)》,广州:广东省文史研究馆,1988年,第25页;陈小柳:《广东省文史研究馆已故馆员、研究员、干事、名誉馆员简表》,《岭南文史》1993年第2期,第17-20页。本文以这两份文献所记载的潘敬生年为准。
(9)(民国)潘敬:《樵山杂著》卷6,出版社不详,1931年,第235页。
(10)(民国)潘敬:《樵山杂著》卷2,出版社不详,1931年,第56页。
(11)潘敬:《樵山续著》,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282页。
(1)(民国)潘孝云纂修:《潘世德堂族谱》卷5《表序、列传、艺文、杂志》,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576-577页。结合下文所述潘敬的科名,则族谱中所说的潘敬的“孝廉”实为举人之意。
(2)江庆柏:《清朝进士题名录》中册《道光二十七年丁未科》篇,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958页。另参见(民国)潘孝云纂修:《潘世德堂族谱》卷5《表序、列传、艺文、杂志》,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577页。
(3)(民国)潘孝云纂修:《潘世德堂族谱》卷2《二房世系》下,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35页。该族谱卷5也有大致相同的记载:“光绪丁未,赏给举人,派往法国留学,赏赐进士,奉派考察法国财政。民国任财政部秘书,全国烟酒税处长、印花税专员、全国印花税评议员,奉派查办福建,税务学校法文科教员。”参见同谱第588页。
(4)潘宝琪:《从“变法”到“保皇”康有为的几段史料》,政协南海县委员会文史组编:《南海文史资料》第1辑,南海:政协南海县委员会文史组,1982年,第15-20页。据族谱记载,潘宝琪的名当作“保琪”,其父亲名潘伯枢,祖父名潘继球,参见(民国)潘孝云纂修:《潘世德堂族谱》卷2《二房世系》下,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30、260页。
(5)潘敬:《樵山续著》,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203-204页。
(6)(民国)潘敬:《樵山杂著》卷1,出版社不详,1931年,第17-18页。
(7)(民国)潘孝云纂修:《潘世德堂族谱》卷2《二房世系》下,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04、235页。
(1)潘敬:《樵山续著》,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35页。
(2)(民国)潘敬:《樵山杂著》自序,出版社不详,1931年,第19页。
(3)北京大学校史研究室:《各地送学生入考大学堂》,北京大学校史研究室编:《北京大学史料:第一卷(1898-1911)》,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361页;潘敬:《京师大学堂忆述》,马玉田、舒乙主编:《文史资料存稿选编(教育)》,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第756-772页。
(4)《两广总督为核查在堂粤生以给津贴事咨会大学堂》,北京大学校史研究室编:《北京大学史料:第一卷(1898-1911)》,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369页。
(5)(清)匿名:《咨生入堂》,《大公报》(天津),1903年8月24日,第422号,第1版。
(6)《著照所议章程办理并派孙家鼐管理大学堂事务谕旨》,北京大学、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京师大学堂档案选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41-42页。
(7)王晓秋:《戊戌维新与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2期第75-85页;[法]巴斯蒂:《京师大学堂的科学教育》,《历史研究》1998年第5期,第47-55页。正式开学前,孙家鼐曾在光绪二十四年十月二十日(1898年12月3日)奏报京师大学堂开办情形,参见(清)孙家鼐:《协办大学士孙家鼐奏报开办大学堂情形折》,北京大学、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京师大学堂档案选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71-72页。胡适在1949年12月26日曾专门撰文对京师大学堂创立和开学的具体日期做过较为细致的考证(他将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十五日的西历日期误换算成1898年7月4日),但是误将孙家鼐奏报京师大学堂开办情形之日视作开学之日,参见胡适:《京师大学堂开办的日期》,《胡适全集》第20卷《教育·语言·杂著》,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360-368页。
(8)许景澄:《吏部左侍郎许景澄奏请暂行裁撤大学堂折》,北京大学、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京师大学堂档案选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90-91页;《著依议暂撤大学堂谕旨》,北京大学、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京师大学堂档案选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89-90页。
(9)《著即开办大学堂并派张百熙经理谕旨》,北京大学、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京师大学堂档案选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93页。
(10)《清实录·德宗景皇帝实录》卷508《光绪二十八年十一月下》,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704页。
(1)(清)世铎等:《大学堂章程》,北京大学、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京师大学堂档案选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6-40页。
(2)郑师渠:《论京师大学堂师范馆》,《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5期,第5-18页;阮春林:《浅析京师大学堂师范馆的创设》,《历史教学》2004年第4期,第21-25页。
(3)(清)张百熙:《京师大学堂章程》,北京大学、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京师大学堂档案选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48-169页;《著责成张百熙悉心经理京师大学堂谕旨》,北京大学、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京师大学堂档案选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73页。
(4)(清)大学堂:《大学堂考选入学章程》,北京大学、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京师大学堂档案选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69-173页。
(5)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编纂:《大清新法令(1901-1911)》第3卷《学务纲要·宜首先急办师范学堂》《大学堂章程·京师大学堂现在办法》、《优级师范学堂章程》,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92-93、175-178、241-259页。
(6)例见[清]曹广权:《京师大学堂同学录》序,房兆楹辑:《清末民初洋学学生题名录初辑》,台北: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62年,第55-57页。
(7)(清)匿名:《京师大学堂招考速成科学生告示全文昨已录登本报兹又探闻开考日期已奉管学大臣酌定于九月十三日头场十五日二场又闻有本月初八日先行考验仕学院之说》,《大公报》(天津),1902年10月4日,第110号,第3版。
(8)(清)匿名:《京师大学堂招考于二十五日出榜兹将全榜照录于后》,《大公报》(天津),1902年10月29日,第135号,第5版。
(9)(清)匿名:《京师大学堂续行招考告示探录如下》,《大公报》(天津),1902年10月28日,第134号,第4版;(清)匿名:《京师大学堂续行招考之期已纪本报》,《大公报》(天津),1902年10月30日,第136号,第3版。
(10)(清)匿名:《京师大学堂于十七日二次收考计投考者仕学院一百二十人师范馆二百八十二人》,《大公报》(天津),1902年11月19日,第156号,第2版。
(11)(清)匿名:《京师大学堂出案招复全示》,《大公报》(天津),1902年11月27日,第164号,第3版。
(12)(清)匿名:《探闻京师大学堂第二次金榜》,《大公报》(天津),1902年12月4日,第171号,第3版。
(13)(清)匿名:《招考学生》,《大公报》(天津),1902年9月13日,第89号,附张。
(1)潘懋元、刘海峰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高等教育》,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16、28页。
(2)《京师大学堂同学录》,房兆楹辑:《清末民初洋学学生题名录初辑》,台北: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62年,第125页。根据前述潘敬的家世,“誉孚”中的“誉”当作“继”。潘敬的姓名亦载于1907年的《京师大学旧班师范毕业生题名录》,参见《京师大学旧班师范毕业生题名录》《清末民初洋学学生题名录初辑》,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62年,第147页。
(3)《两广总督为学生津贴事咨大学堂文》,北京大学校史研究室编:《北京大学史料:第一卷(1898-1911)》,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368页。这与潘敬在回忆文章中说的吻合,即他入学那一年,每个京师大学堂的粤籍学生的家人可每月“向善后局支取银十二两为安家费”,且“另由局汇京每人每月银八两为津贴”,参见潘敬:《京师大学堂忆述》,马玉田、舒乙主编:《文史资料存稿选编(教育)》,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第756-772页。
(4)《两广总督为核查在堂粤生以给津贴事咨会大学堂》,北京大学校史研究室编:《北京大学史料:第一卷(1898-1911)》,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369页。
(5)《两广总督详明在京粤生津贴办法》,北京大学校史研究室编:《北京大学史料:第一卷(1898-1911)》,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372-373页。
(6)(清)匿名:《月考出榜》,《大公报》(天津),1904年7月10日,第732号,第2版;(清)匿名:《月考前茅》,《大公报》(天津),1904年12月11日,第886号,第2版;(清)匿名:《月考前茅》,《大公报》(天津),1905年1月13日,第919号,第2版;(清)匿名:《大学月考榜》,《大公报》(天津),1905年5月27日,第1043号,第2版;(清)匿名:《旧生榜示》,《大公报》(天津),1905年6月26日,第1073号,第2版。
(7)尹燕:《陈黻宸学术思想研究》,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40-42页。
(8)陈黻宸:《北京大学分科广东同学会序》,陈德溥编:《陈黻宸集》,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659-660页。
(9)潘敬:《京师大学堂忆述》,马玉田、舒乙主编:《文史资料存稿选编(教育)》,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第756-772页。
(10)《光绪三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学部准大学堂师范生毕业考试文》,王学珍、张万仓编:《北京高等教育文献资料选编:1861-1948》,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22页。
(1)《咨大学堂师范旧班学生择送英美法等国肄业专门学校文》,《学部官报》1907年第17期,第94页。另参见《光绪三十三年二月初四学部为师范旧班学生择送英、美、法等国肄业专门学校咨大学堂文》,《北京高等教育文献资料选编:1861-1948》,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22页。
(2)《咨大学堂查照师范生毕业考试分数册暨等第分数表列榜晓示文》,《学部官报》1907年第18期,第100-101页。
(3)《大学堂总监督为学部批准师范旧班选派游学生事告示》,北京大学、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京师大学堂档案选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312页。另参见(清)匿名:《各省游学汇志》,《东方杂志》1907年第4卷第7期,第177-178页。
(4)潘敬在其回忆文章中清晰地记载了这一日期,参见潘敬:《京师大学堂忆述》,马玉田、舒乙主编:《文史资料存稿选编(教育)》,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第756-772页。这与学部于光绪三十三年二月初十(1907年3月23日)咨复京师大学堂总监督的文件中所说的“毕业行礼,现拟于本月十三日在本堂举行”的说法一致,参见《学部为师范生毕业考试、典礼等事咨复大学堂总监督》,北京大学校史研究室编:《北京大学史料:第一卷(1898-1911)》,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281-282页。另外,也有学者在考察京师大学堂颁发给伦明(1878-1944;潘敬的同学)的毕业证书时,指出其于光绪三十三年二月十三日获得该毕业证书,参见郑丽芬:《藏书家伦明与京师大学堂师范馆关系史实考源》,《山东图书馆学刊》2016年第2期,第40-45页。萧超然曾援引《大学堂师范科毕业仪式册》(1909年,北京大学档案室藏),指出师范馆的毕业典礼举行于1907年的“3月13日”,随后《中国近代学制史料》一书采录了这一日期及相关论述,参见萧超然:《京师大学堂创办述略》,《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1期,第43、120-128页;朱有瓛:《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2辑上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929页。这里的“3月13日”当系阴阳历转换过程中出现的疏失,或者系阴历“二月十三日”之笔误。
(5)《咨使美法大臣照章保送游学生潘敬等入校文》,《学部官报》1907年第17期,第96页。就在同一日,上海的《申报》刊登了京师大学堂师范旧班毕业生的毕业成绩等级,其中潘敬得分在80分以上,位列“优等”(“因主课有一门不满七十分,故不得列最优等”),参见(清)匿名:《学务:大学堂优级师范旧班毕业全榜(北京)》,《申报》,1907年3月30日,第12189号,第11版。
(6)《大学堂师范生毕业照章给奖折》,《学部官报》1907年第19期,第178-184页。
(7)(清)匿名:《师范生之保案》,《大公报》(天津),1907年5月17日,第1740号,第2版。
(8)(民国)潘敬:《樵山杂著》卷5,[出版社不详],1931年,第163页。
(9)《京师大学堂历任负责人》,北京大学校史研究室编:《北京大学史料:第一卷(1898-1911)》,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67-74页。
(10)(清)匿名:《上海官事》,《申报》,1907年4月25日,第12215号,第19版。
(1)(清)学部:《电查留学入校日期》,《大公报》(天津),1907年7月13日,第1797号,第2版。
(2)王焕琛编:《留学教育:中国留学教育史料》第2册,台北:台北编译馆,1980年,第631页。
(3)潘敬:《樵山续著》,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82页。
(4)(民国)潘敬:《樵山杂著(自序)》,出版社不详,1931年,第1页。
(5)潘敬:《樵山续著》,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85页。
(6)王焕琛编:《留学教育:中国留学教育史料》第2册,台北:台北编译馆,1980年,第637页。
(7)《札欧洲游学生监督、咨出使欧洲各国大臣自明年为始凡毕业各生一律加给证明书文》,《学部官报》1911年第149期,第41-42页。
(8)王焕琛编:《留学教育:中国留学教育史料》第2册,台北:台北编译馆,1980年,第688-689页。
(1)(民国)潘敬:《樵山杂著》卷5,出版社不详,1931年,第265页。
(2)《学部考取游学毕业生名单》,《内阁官报》1911年第42号,第17-20页。上海的《申报》也在同月8日报道了潘敬等留学生考核后的等级(但未记具体分数),参见(清)匿名:《留学生及第名单》,《申报》,1911年10月8日,第13889号,第26版。
(3)《学部告示二则》,《内阁官报》1911年第51期,第22页。
(4)《学部告示》,《内阁官报》1911年第57期,第22页;(民国)欧家廉等纂:《清实录·宣统政纪》卷62《宣统三年九月上》,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1142页;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宣统二年归国留学生史料续编》,《历史档案》1997年第4期,第52-66页。
(5)(民国)俞飞鹏主编:《交通史总务编》第3章《教育》,南京:交通部,1936年,第62页。
(6)《咨京师各学堂官费游学毕业生义务期内薪给暂行章程文》,《学部官报》1911年第154期,第6-7页。
(7)《国立北京大学廿周年纪念册》,北京:国立北京大学,1918年,第54页。
(8)《敎育部总长呈荐任大学校校长等文》,《政府公报》1912年第5期,第3-4页。
(9)潘敬:《京师大学堂忆述》,马玉田、舒乙主编:《文史资料存稿选编(教育)》,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第756-772页。《北京大学史料》一书记刘廷琛于1908年1月至1910年9月间任京师大学堂总监督,参见北京大学校史研究室:《京师大学堂历任负责人》,北京大学校史研究室编:《北京大学史料:第一卷(1898-1911)》,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67-74页。若如此,则潘敬执教时的总监督不可能是刘廷琛。然而刘廷琛于光绪三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1907年12月29日)正式被任命为京师大学堂总监督,中途虽曾短暂请假回籍省亲,但至宣统三年二月二十三日(1911年3月23日)还以“大学堂总监督”的名义上奏折,可见潘敬的说法应当是可信的,参见《刘廷琛到任京师大学堂呈报学部文》,北京大学校史研究室编:《北京大学史料:第一卷(1898-1911)》,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65页;《奏请简员署理京师大学堂总监督折》,北京大学校史研究室编:《北京大学史料:第一卷(1898-1911)》,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65页;(清)刘廷琛:《大学堂总监督刘廷琛奏新刑律不合礼教条文请严饬删尽折》,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887-889页。
(1)(民国)潘敬:《樵山杂著》卷5,出版社不详,1931年,第163页;萧超然等编:《北京大学校史(1898-1949)》,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32-34页。
(2)(民国)潘敬:《樵山杂著》卷2,出版社不详,1931年,第43页。
(3)罗竹风主编:《汉语大词典》第8卷,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4年,第486页。
(4)潘敬回忆道:“师范馆则明明规定是养成师资,担任教育,毕业后应该为人之师。但当时入该馆的学生包括我在内,所怀的志愿,并不是这样。我们惟一的目的,不外想做官。”参见潘敬:《京师大学堂忆述》,马玉田、舒乙主编:《文史资料存稿选编(教育)》,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第756-772页。
(5)(民国)潘敬:《惠盫诗稿》弁言,出版社不详,1911年,第1页。潘敬后来出版的《樵山诗集》(1938)的前半部分即《惠盫诗稿》的弁言和全部内容,但更动了弁言中的个别文字(大意未变),参见(民国)潘敬:《樵山诗集》弁言,出版社不详,1938年,第1页。
(6)(清)潘敬:《论海牙和平会无干涉中国财政之理》,《清末民国财政史料辑刊》第20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年,第477-578页。
(7)(民国)潘敬:《文明者何》例言,出版社不详,1912年,第1页。
(8)(民国)匿名,《财政部职员名单》,《临时政府公报》1912年第43号,第16-19页。另参见沈式荀编:《中华民国第一期临时政府财政部事类辑要》,台北:学海出版社,1970年,第251页。在该辑要(识于1912年10月)中,潘敬的姓名旁附加了他的号“惠人”。
(9)(民国)财政部:《财政部令稿》,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2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406页。
(10)(民国)财政部:《财政部部令》,《政府公报》1912年第21号,第2页。潘敬自己也记道:“辛亥革命后,余自南徂北。”参见(民国)潘敬:《樵山杂著》卷5,出版社不详,1931年,第163页。
(1)(民国)潘敬:《樵山杂著》卷6,出版社不详,1931年,第224-225页。潘敬随后节录了辞职书的内容,其中显示他主要强调自己才学不高,不想滥竽充数,欲“退休以避贤路”。
(2)(民国)熊希龄:《密荐各江海关监督禀稿》,周秋光编:《熊希龄集》第2册,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883-884页。熊希龄密荐之具体月日虽不详,但是已是北洋政府初期,因为其在密折中提到沈式荀时,称后者“现派财政部筹备处帮办”。而“财政部筹备处”正是1912年5月7日由当时的北洋政府财政总长熊希龄下令解散财政部旧部各员的同时成立的,参见(民国)熊希龄:《解散财政部旧部各员令》,周秋光编:《熊希龄集》第2册,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600页;(民国)熊希龄:《委派财政部筹备处总办及各股员司令》,周秋光编:《熊希龄集》第2册,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601页。熊希龄在密折中附有各人员之简介,其中潘敬为“广东人,南京财政部参事,留学法国毕业。”
(3)(民国)袁世凯:《准任命曹葆珣等职务令》,骆宝善、刘路生主编:《袁世凯全集》第21卷,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54页。
(4)(民国)潘敬:《中国国债与外国国债之比较》,《经济杂志》1912年第1期,第1-19页。
(5)(民国)孙中山:《琼州改设行省理由书》,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等编:《孙中山全集》第2卷,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563-567页。
(6)[日]宗方小太郎:《一九一二年中国之政党结社》,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189-190页。
(7)(民国)国民共进会:《共和联邦折中制商搉书》,《大公报》(天津),1912年2月28日,第3435号,第5版;(民国)匿名:《国民共进会开会纪盛》,《大公报》(天津),1912年5月14日,第3510号,第3版。
(8)(民国)匿名:《经济协会章程》,《申报》,1912年9月25日,第14223号,第1版。
(9)(民国)潘敬:《樵山续著》,《铁路月刊:北宁线》1937年第5期,第1-18页。
(10)(民国)周学熙:《驻外财政员办事章程》,《政府公报》1912年第213号,第8-9页。
(11)(民国)周学熙:《财政部部令第七十三号》,《政府公报》1913年第360期,第5页。
(12)(民国)潘敬:《樵山杂著》卷5,出版社不详,1931年,第165-166页。
(13)(民国)潘敬:《樵山杂著》卷6,出版社不详,1931年,第265页。
(14)(民国)潘敬:《樵山杂著》卷6,出版社不详,1931年,第236-237页。
(1)(民国)潘敬:《樵山杂著》卷5,出版社不详,1931年,第168页。
(2)潘敬:《樵山续著》,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276页。
(3)(民国)赵秉钧:《临时大总统令:任命胡惟德为驻法日葡国公使此令》,《政府公报》1912年第206期,第2页。
(4)(民国)段祺瑞、陆征祥:《驻法日葡特命全权公使胡惟德呈》,《政府公报》1913年第388期,第8-9页。
(5)(民国)潘敬:《樵山杂著》卷2,出版社不详,1931年,第43-44页。
(6)潘敬:《樵山续著》,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86页。此处的“博丁家”即提供寄宿的人家的意思。潘敬自己曾说:“外国博丁人家Boarding House,如我国之包爨公寓。”参见(民国)潘敬:《樵山杂著》卷5,出版社不详,1931年,第167页。
(7)潘敬:《樵山续著》,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86页。
(8)《国立北京大学廿周年纪念册》,北京:北京大学,1918年,第54页。
(9)(民国)外交官领事官考试甄录委员会:《外交官领事官考试甄录委员会通告》,《政府公报》1916年第114号,第30-31页。
(10)(民国)段祺瑞、曹汝霖:《外交部呈报外交官领事官考试甄录试验办理完竣文并批令》,《政府公报》1916年第155号,第3页。
(11)民国历届政府外交部职官年表未含潘敬姓名,参见石源华主编:《中华民国外交史辞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755-770页。经检《外交部职员录》(1929;1930;1933;1946;1948)、《国民政府外交部职员录》(1928)、《国民政府行政院外交部职员录》(1928)等,亦未见潘敬。
(12)潘敬:《对<唐绍仪生平的概述>一文的质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广东文史资料》第21辑,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199-200页。
(13)(民国)潘敬:《樵山杂著》卷5,出版社不详,1931年,第189-191页。潘敬对麦秩严(戊戌进士)籍贯和官职的记叙准确,参见胡译之:《平政院评事、肃政史选任及履历考论》,《青海社会科学》2016年第2期,第189-198页。
(14)(民国)潘敬:《樵山杂著》卷6,出版社不详,1931年,第212-213页。
(15)(民国)陈锦涛:《财政部令第九十二号》,《政府公报》1916年第218号,第14页。
(16)(民国)陈锦涛:《财政部令第一百七号》,《政府公报》1916年第261号,第7页。
(1)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8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829-855页。
(2)惠隐:《梁启超任北洋财政总长时二三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广东文史资料》第9辑,广州:广东人民印刷厂,1963年,第129-131页。潘敬在这篇回忆文章中提到“烟酒事务处”的处长为“胡汝麟”,所记不误。经查胡汝麟确曾于1917年8月16日担任“全国烟酒公卖局”的“总办”一职,参见罗元铮主编:《中华民国实录:文献统计》第1册,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40页。
(3)(民国)匿名:《令设全国烟酒事务署》,《东方杂志》1919年第2号,第223页;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译室主编:《一九一九年南北议和资料》“政闻纪要”,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3年,第488页。
(4)(民国)周自齐:《财政部令第一百四十三号》,《政府公报》1920年第1635号,第9页。
(5)(民国)靳云鹏、周自齐:《大总统令》,《政府公报》1920年第1695号,第3页。
(6)(民国)财政部:《财政部令》,《财政月刊》1921年第85期,第13页。
(7)(民国)王宠惠、罗文干:《大总统令》,《政府公报》1922年第2379号,第2页。
(8)(民国)顾维钧:《大总统指令第一百五十一号》,《政府公报》1927年第3893号,第1页。
(9)潘敬:《京师大学堂忆述》,马玉田、舒乙主编:《文史资料存稿选编(教育)》,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第756-772页。
(10)(民国)潘敬:《樵山杂著》卷4,出版社不详,1931年,第144页。
(11)(民国)潘敬:《樵山杂著》卷5,出版社不详,1931年,第159页。
(12)(民国)潘敬:《樵山杂著》卷6,出版社不详,1931年,第225-227页。
(13)(民国)潘敬:《樵山杂著》卷5,出版社不详,1931年,第201-203页。
(14)潘敬自述:“中西人通姓氏,只可译音。余译姓名为Panking,两字相连,取从彼俗。”参见(民国)潘敬:《樵山杂著》卷2,[出版社不详],1931年,第67页。
(15)Panking,Les Chevaliers Chinois:Roman de Moeurs et D’aventures,P伢kin:Politique de Pékin,1922.
(16)(民国)潘敬:《樵山杂著》卷5,出版社不详,1931年,第184页。
(1)潘敬:《樵山续著》,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54-155页。
(2)Panking,Hsiang Fei:La Concubine Parfumée,Pékin:Politique de Pékin,1922.
(3)(民国)潘敬:《樵山杂著》卷6,出版社不详,1931年,第259页。
(4)Panking et Kou Hong-Ming,Contes Chinois,Pékin:Politique de Pékin,1924.
(5)(民国)潘敬:《樵山杂著》卷5,出版社不详,1931年,第183页。
(6)Panking,Livre de Cuisine D’un Gourmet Poète,Pékin:Politique de Pékin,1924.
(7)(民国)潘敬:《樵山杂著》卷6,出版社不详,1931年,第261页。
(8)Panking,Galerie des Femmes Célèbres de La Chine,Pékin:Politique de Pékin,1924.
(9)(民国)惠隐:《老惠游踪》,《天津半月刊》1933年第8期,第15-17页;(民国)惠隐:《川产》,《北晨画刊》1934年第1期,第2页;(民国)惠隐:《生蠔》,《北晨画刊》1934年第2期,第6页;(民国)惠隐:《八珍》,《北晨画刊》1934年第3期,第11页;(民国)惠隐:《大蒜》,《北晨画刊》1934年第4期,第14页;(民国)惠隐:《疯枣》,《北晨画刊》1934年第7期,第25页;(民国)惠隐:《说蛇》,《北晨画刊》1934年第7期,第26页;(民国)惠隐:《海狗鱼》,《北晨画刊》1934年第8期,第29页;(民国)惠隐:《空气之味》,《北晨画刊》1934年第9期,第33页;(民国)惠隐:《韩干画马》,《北晨画刊》1934年第10期,第37页;(民国)惠隐:《奇异之动植物》,《北晨画刊》1934年第11期,第42页;(民国)惠隐:《餐老》,《北晨画刊》1934年第12期,第45页;(民国)惠隐:《题吴子玉将军悬崖勒马图》,《北晨画刊》1935年第5期,第18页;(民国)惠隐:《学懒》,《北晨画刊》1935年第8期,第29页;(民国)惠隐:《夜壶》,《北晨画刊》1935年第10期,第40页;(民国)惠隐:《董四墓桃》,《北晨画刊》1935年第11期,第54页。
(10)(民国)北宁铁路管理局:《令秘书室、总务处:为派潘敬、冯滉二员代理秘书蒋□启代理该处文书课文牍股主任课员令仰遵照由》,《北宁日刊》1936年第1532期,第2页。
(11)潘敬:《樵山续著》,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71-172页。
(12)(民国)潘敬:《樵山续著》,《改进专刊》1936年第14期,第1-15页;(民国)潘敬:《樵山续著》,《改进专刊》1936年第15期,第1-16页;(民国)潘敬:《樵山续著》,《改进专刊》1936年第16期,第1-24页;(民国)潘敬:《樵山续著》,《改进专刊》1936年第17期,第1-33页;(民国)潘敬:《樵山续著》,《改进专刊》1936年第18期,第1-38页;(民国)潘敬:《樵山续著》,《改进专刊》1936年第19期,第1-25页;(民国)潘敬:《樵山续著》,《改进专刊》1937年第20期,第1-21页;(民国)潘敬:《樵山续著》,《改进专刊》1937年第21期,第1-25页;(民国)潘敬:《樵山续著》,《改进专刊》1937年第22期,第1-18页。这些笔记现以《樵山续著》为题结集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于2016年出版,但该书也收录了原本以《樵山续著》为题的以外的诗作、游记等作品。《樵山续著》系续其《樵山杂著》(1931)之作。潘敬在首篇《樵山续著》开头称“《樵山杂著》于民国十九年出版”,实则《樵山杂著》出版于民国二十年(1931)。
(13)(民国)潘敬:《游文信国公祠记》,《改进专刊》1936年第13期,第1-3页;(民国)潘敬:《诗》,《改进专刊》1936年第17期,第1-2页。
(1)例见(民国)潘敬:《樵山续著》,《铁路月刊:北宁线》1937年第5期,第1-18页;(民国)潘敬:《樵山续著》,《铁路月刊:北宁线》1937年第6期,第1-18页;(民国)潘敬:《樵山续著》,《铁路月刊:北宁线》1938年第2期,第1-12页;(民国)潘敬:《樵山续著》,《铁路月刊:北宁线》1938年第3期,第1-13页;(民国)潘敬:《樵山续著》,《铁路月刊:北宁线》1938年第4期,第1-13页;(民国)潘敬:《樵山续著》,《铁路月刊:北宁线》1938年第5期,第1-13页。目前由于笔者未能查阅到完整的《铁路月刊:北宁线》系列,因此尚无法给出该刊所发表的所有以《樵山续著》为题的篇目。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发表于《铁路月刊:北宁线》上的部分条目,如论大仲马和小仲马,亦见于《樵山杂著》(1931)。
(2)例见(民国)惠隐:《杂诗十五首》,《铁路月刊:北宁线》1937年第5期,第1-5页;(民国)惠隐:《诗:夜宴》,《铁路月刊:北宁线》1938年第2期,第1页。
(3)马艺:《天津新闻传播史纲要》,北京:新华出版社,2005年,第313页。
(4)许怡:《北宁路权述略》,《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4期,第83-85页。另参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有关日本策动华北走私情况档案史料选》,《民国档案》1987年第4期,第16-39页;辽宁省档案馆:《关于满铁与“七七事变”的一组档案史料》,《民国档案》2001年第3期,第21-30页。
(5)(民国)惠隐:《老惠罪言》,《天津半月刊》1933年第6期,第18-21页。
(6)潘敬:《京师大学堂忆述》,马玉田、舒乙主编:《文史资料存稿选编(教育)》,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第756-772页。
(7)The North China Advertising Co.,North China Hong-List:1919,Tientsin:The North China Printing and Publishing Co.,1919,p.158.该书将“Customs College”的中文校名记为“税务学堂”,不确。经查北京的“税务学堂”成立于1908年,至1913年则更名为“税务专门学校”,参见(民国)林斯陶:《北京税务专门学校》,《教育与职业》1923年第10期,第14-17页;周熊:《税务专门学校的创立和发展及办学传统初探》,《上海海关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0年第2期,第68-74页。另据该校校友会提供的历史影像资料,一张日期为1919年6月24日学生毕业证书上印有当时“外国语”中的“法文”教员潘敬的签名“Panking”,而同年的一张师生合影的毕业照中,也有潘敬的身影(前排左三),参见税务专门学校校友会:《中国海关高等教育百年暨税务专门学校建校一百周年纪念图册》,上海:税务专门学校校友会,2009年,第12、18页。
(8)Alexander Ramsay,The Peking Who’s Who,1922,Peking:The Tientsin Press Limited,1922,p.60.
(9)陈善颐:《税务专门学校的回忆》,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存稿选编:教育》,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第360-372页。陈善颐称潘敬为“外交部科长”,当属误记。
(10)(民国)国民共进会:《北平税专学生欢迎余文灿博士长校》,《大公报》(天津),1930年2月26日,第3692号,第5版。
(11)(民国)潘敬:《惠庵随笔》,《税专半月刊》1930年第7-8期,第107-110页。该文内容亦见于潘敬的《樵山杂著》(1931)。
(1)吴惠龄、李壑编:《北京高等教育史料(第一集)》,北京: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2年,第96-111页。
(2)吴惠龄、李壑编:《北京高等教育史料(第一集)》,北京: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2年,第266-279页。
(3)例见(民国)敬:《惠隐随笔》,《北平交大周刊》1933年第3期,第3页;(民国)匿名:《惠隐随笔》,《北平交大周刊》1937年第9期,第1页。兹不枚举。
(4)(民国)潘敬:《中文与西文》,《交大平院季刊》1935年第1期,第1-2页;(民国)惠隐:《西山纪游诗》,《交大平院季刊》1935年第2-3期,第193-194页;(民国)潘敬:《劳山游记》,《交大平院季刊》1936年第1期,第155-160页。其中《劳山游记》曾在别处发表,参见(民国)潘敬:《劳山游记》,《改进专刊》1936年第16期,第1-5页。
(5)(民国)和:《九日登陶然亭再和潘惠隐主任丙寅作》,《辟才杂志》1926年第5号,第28页。
(6)潘敬:《樵山续著》,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215页。
(7)陆羽:《广州的方便医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广东文史资料》第8辑,广州:广东人民印刷厂,1963年,第139-150页。关于近代广州方便医院的创办和运作,参见唐富满:《广州方便医院与近代广州社会》,《中山大学学报论丛》2007年第10期,第223-227页。
(8)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佛山市委员会编:《佛山政协志》,佛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佛山市委员会,1987年,第75-80页。
(9)佛山市文化局编:《佛山市文化志》,广州:广东科技出版社,1991年,第192、257页。
(10)陈小柳:《广东省文史研究馆已故馆员、研究员、干事、名誉馆员简表》,《岭南文史》1993年第2期,第17-20页;麦淑萍等:《广东省文史研究馆大事记(1953-5008)》,《岭南文史》2008年第3期,第30-62页。
(11)广东省文史研究馆编:《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史料》,北京:中华书局,1978年,第181页。
(1)匿名:《古稀老人星湖之会》,叶广良编:《岭南长歌》,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11年第206-207页。目前笔者尚未查得由潘敬翻译的《中国红军故事》的法文版。
(2)“落落寡合”是潘敬的友人黄节对他的评价,参见潘敬:《樵山续著》,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68-69页。
(3)例见(民国)潘敬:《樵山杂著》卷2、卷5、卷6,出版社不详,1931年,第52-53、161-162、239-241、246-247页;潘敬:《樵山续著》,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04-105、168-169、171、224、247-2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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