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19世纪80年代是中朝宗藩关系发展演变的关键时期。1882年马建忠三次前往朝鲜,主持朝鲜与美欧等国签订通商条约、帮助平定"壬午兵变"、诱捕大院君、促成朝鲜与日本订约等事务。在处理这些问题的同时,与朝鲜官员就朝鲜的通商、外交、内政、军事、人才培养等方面进行了深入交谈,并对这些重大问题此后如何发展提出了相应的策略。这反映了中华帝国体系逐渐瓦解、"天下观"愈益崩溃时期,中国一部分具有真知灼见的先进知识分子对中朝宗属关系的策略诠释。
The period of 1980 swas the turning point for the suzerain-vassal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Korea.Ma Jian-zhong visited Korea three times in 1882 and presided over Korea's signing of trade treaties with the United States and European countries.Meanwhile,he helped to suppress the Mutiny,seduced Daewongun and promoted a treaty signing between Korea and Japan.Ma had in-depth talks on Korean's major issues with Korean officials and his strategies of how to resolve these issues were put forward accordingly.All this reflected a different and insightful interpretation on the suzerain-vassal relationship by some advanced Chinese intellectuals when the pre-modernization of Chinese Empire system disintegrated gradually and the"world view"collapsed increasingly.
引文
(1)付春:《从帝国体系到民族国家: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广西民族研究》2009年第2期,第4页。
(2)陆勇:《传统民族观念与清政府——以“中国观念”为视角》,博士学位论文,上海师范大学,2007年,第88页。
(3)王元周:《朝鲜开港前中朝宗藩体制的变化——以〈燕行录〉为中心的考察》,《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第98页。
(4)赵尔巽等撰:《清史稿》第41册·卷446·列传233,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2482页。
(5)李鸿章:《奏保马建忠片》(光绪六年六月初三日),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9)奏议九,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111页。
(6)李鸿章:《奏保丁汝昌马建忠片》(光绪八年八月二十九日),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10)奏议十,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102页。
(7)陈三井认为,“中国最早派遣学生留法,肄习国际公法与外交者,当首推马建忠”(陈三井:《略论马建忠的外交思想》,《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972年第3期下册,第543页)。权赫秀进而认为,马建忠是“近代中国第一个系统学习近代外交及国家法理论和知识的专业人士”(权赫秀:《东亚世界的裂变与近代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66页)。坂野正高认为,马建忠是李鸿章幕下一名有力的辅佐。如果能够在19世纪后半叶中国的政治社会这个语境中对他的整个思想、行为、挫折进行综合的跟踪研究,那么这个研究一定会对探明“传统主义式”的旧中国那充满苦涩的政治、社会、经济的变迁过程助一臂之力([日]川岛真著:《中国近代外交的形成》,田建国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5页)。
(8)曹中屏:《朝鲜近代史1863-1919》,北京:东方出版社,1993年,第83页。
(9)该条约由本约6款和续约2款组成。
(10)谈群玉:《马建忠与朝鲜问题》,《甲午百年祭:多元视野下的中日战争》,北京:知识出版社,1995年,第292页。
(11)陈三井:《略论马建忠的外交思想》,《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972年第3期下册,第547页。
(12)即金弘集,初名宏集,后改为弘集。
(13)郭廷以、李毓树主编:《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2年,第656-657页。
(14)郭廷以、李毓树主编:《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2年,第656-657页。
(15)郭廷以、李毓树主编:《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2年,第658页。
(16)郭廷以、李毓树主编:《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2年,第657-658页。
(17)郭廷以,李毓树主编:《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2年,第659页。
(18)马建忠:《东行初录》,程演生、李季、王独清主编:《东行三录》,上海:神州国光社,1946年,第36页。
(19)马建忠:《东行续录》,程演生、李季、王独清主编:《东行三录》,上海:神州国光社,1946年,第47页。
(20)马建忠:《东行续录》,程演生、李季、王独清主编:《东行三录》,上海:神州国光社,1946年,第47页。
(21)马建忠:《东行续录》,程演生、李季、王独清主编:《东行三录》,上海:神州国光社,1946年,第47-48页。
(22)马建忠:《东行续录》,程演生、李季、王独清主编:《东行三录》,上海:神州国光社,1946年,第48页。
(23)马建忠:《东行续录》,程演生、李季、王独清主编:《东行三录》,上海:神州国光社,1946年,第48-49页。
(24)马建忠:《东行续录》,程演生、李季、王独清主编:《东行三录》,上海:神州国光社,1946年,第49页。
(25)郭廷以、李毓树主编:《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2年,第869页;马建忠:《东行三录》,程演生、李季、王独清主编:《东行三录》,上海:神州国光社,1946年,第75-76页。因《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和《东行三录》记载的个别文字有出入,文中以《东行三录》记载为主,但在括号内标注《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的记载。
(26)郭廷以、李毓树主编:《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2年,第869页;马建忠:《东行三录》,程演生、李季、王独清主编:《东行三录》,上海:神州国光社,1946年,第76页。
(27)郭廷以、李毓树主编:《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2年,第870页;马建忠:《东行三录》,程演生、李季、王独清主编:《东行三录》,上海:神州国光社,1946年,第76-77页。因《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和《东行三录》记载的个别文字有出入,括号内标注不同之处。
(28)《张佩纶奏日本与朝鲜秘密定约片》,故宫博物院编:《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四,北平:故宫博物院,1932年,第29b-30a页。
(29)谈群玉:《马建忠与朝鲜问题》,《甲午百年祭:多元视野下的中日战争》,北京:知识出版社,1995年,第292页。
(30)郭廷以、李毓树主编:《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2年,第910-912页。
(31)[日]冈本隆司著:《属国与自主之间——近代中朝关系与东亚的命运》,黄荣光译,北京:三联书店,2012年,第154-15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