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翻译小说热”与中国现代文化产业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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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晚清翻译小说借"西学东渐"之风入华,形成中国近代史上的"翻译小说热"。关于"翻译小说热",学界多半在翻译史、文学史及中西文化交通史维度论析其特点与价值,而较少从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史的维度进行分析。本文着重从晚清"翻译小说热"形成的原因入手,以勒菲弗尔的"赞助人"为视角,认为"翻译小说热"反映了稳定消费群体的形成与现代文化产业生产机制在现代中国的确立。因此,"翻译小说热"为后世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经验与坚实的基础并影响深远,是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形成的重要标志。
Translated novels were spread in China during Late-Qing with Western learning spreading to the East. With regard to translated novels rush, most scholars focus on the history of translation, literature and communication between China and Western, but few on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cultural industries. This paper explores how translated novels rush was formed and from the prospective of development situation of translation novels in the light of by André Lefevere's patron theory. I conclude that translated novels rush had offered important experience and a solid foundation for development of and also had a profound impact on future cultural industries. It is the significant milestone of modern Chinese cultural industries.
Translated novels were spread in China during Late-Qing with Western learning spreading to the East. With regard to translated novels rush, most scholars focus on the history of translation, literature and communication between China and Western, but few on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cultural industries. This paper explores how translated novels rush was formed and from the prospective of development situation of translation novels in the light of by André Lefevere's patron theory. I conclude that translated novels rush had offered important experience and a solid foundation for development of and also had a profound impact on future cultural industries. It is the significant milestone of modern Chinese cultural industries.
引文
(1)本文所言之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史,特指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近代中国因通商开埠而形成文化产业化生产与市场化消费的历史。
(1)此处译文参考王宏志:《重释“信、达、雅”:二十世纪中国翻译研究》,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原文参见AndréLefevere:Translation,Rewriting,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New York:Routledge,1992,24.
(2)庄际虹编:《近代名译丛刊·伊索寓言古译四种合刊》,林纾等译,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30页。
(3)蠡勺居士的身份至今仍存疑,郭长海先生认为他是一位叫蒋子让的晚清学者,韩南先生则主张,所谓蒋子让,就是《申报》第一任主笔并担任过敦煌县令、保护过敦煌文物的晚清廉吏蒋其章。此人究竟是谁,迄今尚无定论。
(4)[美]韩南:《中国白话小说史》,尹慧珉译,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16页。
(1)袁荻涌:《清末文学杂志与翻译小说》,《文史杂志》1991年第2期。
(2)华东师范大学阚文文在其博士论文《晚清报刊翻译小说研究》(2008年)中统计,在“四大报纸”与“四大小说杂志”中刊登的翻译小说,累计261篇(部),在孙康宜、宇文所安主编的《剑桥中国文学史》中遵循大陆学者的观点,认为晚清翻译小说有628 部,并援引了樽本照雄的说法,认为有1016部之多,参见[美]孙康宜、[美]宇文所安:《剑桥中国文学史·下卷(1375—1949)》,刘倩等译,北京: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497页。除了上述“八大报刊”之外,在其余小报期刊上刊登的翻译小说大约另有100篇(部)左右,其总量大约在300部至400部之间。
(3)从小说发展史的角度看,清代小说发展次第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明末清初的市井市情小说,这是江南地区资本主义经济萌芽的结果,代表作有《三言两拍》与《金瓶梅》;第二个阶段是江南经济的进一步勃兴而促进《红楼梦》《荡寇志》等世情、绿林小说的发展;第三个阶段则是以《施公案》等为代表的公案、谴责小说在晚清的勃兴。
(4)罗家伦(志希):《今日中国之小说界》,《新潮》1919年第1卷第1期。
(1)胡翠娥(2003)认为,伪译的出现意味着“(本国读者)对译作有非常大的需求,译作的流行说明以外来形式为面貌出现的思想、道德乃至艺术形式已经或正在取得接受语文化的认同和共识”,笔者认为这是一方面,当然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文化产业市场的形成。
(2)新庵:《海底漫游记》,收入陈平原、夏晓虹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77页。
(3)Scott C.Martin:Cultural Change and the Market Revolution in America,1789—1860.New York:Rowman&Littlefield,2005,203—204.
(4)阿英:《晚清小说史》,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23页。
(5)韩晗:《略论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史的特征问题》,《人文杂志》2017年第11期。
(1)韩晗:《在华外侨与中国现代文化产业的发生》,《现代传播》2017年第4期。
(2)Andre Lefevere:Translation,Rewriting,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New York:Taylor&Francis,2016,10—11.
(3)此处综合参考了Bonita M.Kolb(2016)、Mike Featherstone(2007)与Ruth Towse(2011)等人的观点。
(4)李欧梵的《上海摩登》(2000)、吕文萃的《海上倾城》(2009)、[美]叶凯蒂(Catherine Vance Yeh)的Shanghai Love:Courtesans,Intellectuals,and Entertainment Culture,1850—1910(2006)与Barbara Millter的A Newspaper for China?(2004)对相关问题都有较为全面的研究,此外亦参见拙文《日常生活、都市文明与现代科学的传播——以1900年代的中国现代大众文化为中心》,《辽宁大学学报(哲社版)》2015年第6期。
(5)梁启超:《西学书目表序例》,收录于《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447—448页。
(1)相关研究参见郝岚:《晚清热门英国作家在中国的最初冷遇——哈葛德小说的首篇中译She》,收录于王晓平主编的《国际中国文学研究丛刊(第二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该文发现了《长生术》与《三千年艳尸记》在当时的遇冷这一现象,但对其原因并未有分析。
(2)吴仁华主编:《林纾读本》,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第252页。
(3)《启事》,《时报》光绪30年(1904)6月23日。
(1)王宏志:《民元前鲁迅的翻译活动——兼论晚清的意译风尚》,收录于北京鲁迅博物馆主编的《鲁迅翻译研究论文集》,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第171页。
(2)《新小说征文启示》,《新小说》1902年11月。
(3)Andre Lefevere:Translation,Rewriting,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90—92.
(4)许广平:《域外小说集·略例》,收留于鲁迅、周作人主编的《域外小说集》,上海:中华书局1936年版,第1页。
(5)1920年时,鲁迅在《域外小说集》再版的序言中曾称:“我看这书的译文,不但句子生硬,‘诘屈聱牙’,而且也有极不行的地方,委实配不上再印。”这被视作鲁迅对《域外小说集》的自评,受到后世研究者们的关注,认为这是鲁迅对自己译笔的客观认识。但笔者认为,这无非是鲁迅的自谦之语,或是担心该书仍会遇冷而作的退路之谈。
(6)鲁迅、周作人:《域外小说集》,第3页。
(7)陈福康:《中国译学理论史稿》,上海:外教社2000年版,第175页。
(1)正如王宏志所言,“(中国)读者的口味和意识形态跟统治阶级的相差不太远。”(见王宏志《重释“信、达、雅”:二十世纪中国翻译研究》的“绪论”部分)因此,作为外国文学在华译介的重要组成部分,“翻译小说”在华传播经历了几起几落,但都与统治阶级(或社会主流政治力量)所倡导的社会意识形态密切相关。辛亥革命前后,“翻译小说”确实遇冷,但是“一战”之后全世界去殖运动又使得“小国文学”在华迅速传播,此为“翻译小说”在华传播的第二次高潮;嗣后不久,世界左翼运动波及中国,以“左联”为代表的左翼翻译家群体将日本作家小林多喜二、俄罗斯作家高尔基等人的作品相继译介入华,形成了“翻译小说”的第三次高潮。但后两次高潮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政治因素推动的,因此无论从影响力来说,还是从持续时间来讲,都不如第一次。参见拙文:《论外国文学研究“中国化”的逻辑起点及其启示——以1920—1930年代的“小国文学”研究为例》,《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6期。
(2)Andre Lefevere:Translation,Rewriting,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New York:Taylor&Francis,2016,13.
(3)Paul French:The Old Shanghai A-Z.Hongkong:Hongkong University Press,2010,18—19.
(1)韩晗:《论中国现代官办文化产业的命运及其启示——以晚清“官书局”为研究中心》,《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6期。
(2)韩晗:《论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史视域下的早期商务印书馆》,《河南大学学报(哲社版)》2018年第1期。
(3)二云:《小报论》,《铁报》1930年5月13日。
(4)王忆真:《谈小报》,《铁报》1936年7月26日。
(1)此处译文参考王宏志:《重释“信、达、雅”:二十世纪中国翻译研究》,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原文参见AndréLefevere:Translation,Rewriting,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New York:Routledge,1992,24.
(2)庄际虹编:《近代名译丛刊·伊索寓言古译四种合刊》,林纾等译,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30页。
(3)蠡勺居士的身份至今仍存疑,郭长海先生认为他是一位叫蒋子让的晚清学者,韩南先生则主张,所谓蒋子让,就是《申报》第一任主笔并担任过敦煌县令、保护过敦煌文物的晚清廉吏蒋其章。此人究竟是谁,迄今尚无定论。
(4)[美]韩南:《中国白话小说史》,尹慧珉译,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16页。
(1)袁荻涌:《清末文学杂志与翻译小说》,《文史杂志》1991年第2期。
(2)华东师范大学阚文文在其博士论文《晚清报刊翻译小说研究》(2008年)中统计,在“四大报纸”与“四大小说杂志”中刊登的翻译小说,累计261篇(部),在孙康宜、宇文所安主编的《剑桥中国文学史》中遵循大陆学者的观点,认为晚清翻译小说有628 部,并援引了樽本照雄的说法,认为有1016部之多,参见[美]孙康宜、[美]宇文所安:《剑桥中国文学史·下卷(1375—1949)》,刘倩等译,北京: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497页。除了上述“八大报刊”之外,在其余小报期刊上刊登的翻译小说大约另有100篇(部)左右,其总量大约在300部至400部之间。
(3)从小说发展史的角度看,清代小说发展次第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明末清初的市井市情小说,这是江南地区资本主义经济萌芽的结果,代表作有《三言两拍》与《金瓶梅》;第二个阶段是江南经济的进一步勃兴而促进《红楼梦》《荡寇志》等世情、绿林小说的发展;第三个阶段则是以《施公案》等为代表的公案、谴责小说在晚清的勃兴。
(4)罗家伦(志希):《今日中国之小说界》,《新潮》1919年第1卷第1期。
(1)胡翠娥(2003)认为,伪译的出现意味着“(本国读者)对译作有非常大的需求,译作的流行说明以外来形式为面貌出现的思想、道德乃至艺术形式已经或正在取得接受语文化的认同和共识”,笔者认为这是一方面,当然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文化产业市场的形成。
(2)新庵:《海底漫游记》,收入陈平原、夏晓虹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77页。
(3)Scott C.Martin:Cultural Change and the Market Revolution in America,1789—1860.New York:Rowman&Littlefield,2005,203—204.
(4)阿英:《晚清小说史》,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23页。
(5)韩晗:《略论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史的特征问题》,《人文杂志》2017年第11期。
(1)韩晗:《在华外侨与中国现代文化产业的发生》,《现代传播》2017年第4期。
(2)Andre Lefevere:Translation,Rewriting,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New York:Taylor&Francis,2016,10—11.
(3)此处综合参考了Bonita M.Kolb(2016)、Mike Featherstone(2007)与Ruth Towse(2011)等人的观点。
(4)李欧梵的《上海摩登》(2000)、吕文萃的《海上倾城》(2009)、[美]叶凯蒂(Catherine Vance Yeh)的Shanghai Love:Courtesans,Intellectuals,and Entertainment Culture,1850—1910(2006)与Barbara Millter的A Newspaper for China?(2004)对相关问题都有较为全面的研究,此外亦参见拙文《日常生活、都市文明与现代科学的传播——以1900年代的中国现代大众文化为中心》,《辽宁大学学报(哲社版)》2015年第6期。
(5)梁启超:《西学书目表序例》,收录于《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447—448页。
(1)相关研究参见郝岚:《晚清热门英国作家在中国的最初冷遇——哈葛德小说的首篇中译She》,收录于王晓平主编的《国际中国文学研究丛刊(第二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该文发现了《长生术》与《三千年艳尸记》在当时的遇冷这一现象,但对其原因并未有分析。
(2)吴仁华主编:《林纾读本》,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第252页。
(3)《启事》,《时报》光绪30年(1904)6月23日。
(1)王宏志:《民元前鲁迅的翻译活动——兼论晚清的意译风尚》,收录于北京鲁迅博物馆主编的《鲁迅翻译研究论文集》,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第171页。
(2)《新小说征文启示》,《新小说》1902年11月。
(3)Andre Lefevere:Translation,Rewriting,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90—92.
(4)许广平:《域外小说集·略例》,收留于鲁迅、周作人主编的《域外小说集》,上海:中华书局1936年版,第1页。
(5)1920年时,鲁迅在《域外小说集》再版的序言中曾称:“我看这书的译文,不但句子生硬,‘诘屈聱牙’,而且也有极不行的地方,委实配不上再印。”这被视作鲁迅对《域外小说集》的自评,受到后世研究者们的关注,认为这是鲁迅对自己译笔的客观认识。但笔者认为,这无非是鲁迅的自谦之语,或是担心该书仍会遇冷而作的退路之谈。
(6)鲁迅、周作人:《域外小说集》,第3页。
(7)陈福康:《中国译学理论史稿》,上海:外教社2000年版,第175页。
(1)正如王宏志所言,“(中国)读者的口味和意识形态跟统治阶级的相差不太远。”(见王宏志《重释“信、达、雅”:二十世纪中国翻译研究》的“绪论”部分)因此,作为外国文学在华译介的重要组成部分,“翻译小说”在华传播经历了几起几落,但都与统治阶级(或社会主流政治力量)所倡导的社会意识形态密切相关。辛亥革命前后,“翻译小说”确实遇冷,但是“一战”之后全世界去殖运动又使得“小国文学”在华迅速传播,此为“翻译小说”在华传播的第二次高潮;嗣后不久,世界左翼运动波及中国,以“左联”为代表的左翼翻译家群体将日本作家小林多喜二、俄罗斯作家高尔基等人的作品相继译介入华,形成了“翻译小说”的第三次高潮。但后两次高潮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政治因素推动的,因此无论从影响力来说,还是从持续时间来讲,都不如第一次。参见拙文:《论外国文学研究“中国化”的逻辑起点及其启示——以1920—1930年代的“小国文学”研究为例》,《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6期。
(2)Andre Lefevere:Translation,Rewriting,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New York:Taylor&Francis,2016,13.
(3)Paul French:The Old Shanghai A-Z.Hongkong:Hongkong University Press,2010,18—19.
(1)韩晗:《论中国现代官办文化产业的命运及其启示——以晚清“官书局”为研究中心》,《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6期。
(2)韩晗:《论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史视域下的早期商务印书馆》,《河南大学学报(哲社版)》2018年第1期。
(3)二云:《小报论》,《铁报》1930年5月13日。
(4)王忆真:《谈小报》,《铁报》1936年7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