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四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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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事业在经典中寻找方向,在传统中汲取力量,在创新中积累经验,在回归中实现超越。从宏观发展趋势看,这种研究呈现回归经典的历史趋势、中华文学的观念建构、文献整理的时代特色和理论研究的强势回归等特征。回归经典,就是回归到马克思主义经典上来,回归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经典上来;"中华文学"是一个建立在大中华文学史观基础上的相对独立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既是现实的实践问题,也是深邃的理论问题;四十多年来,以中华书局和上海古籍出版社为龙头,大型的文学总集、工具书及资料汇编得到系统整理出版,为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提供了丰富全面的资料,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深入发展。可以说,文献整理、史料研究工作正处在一个前所未有的最好历史时期;实事求是,对具体材料作具体分析,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态度,也是未来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进一步发展的理论方向。
Over the past 40 years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e research on Chinese classical literature has been looking for direction in classics, gaining strength from tradition, accumulating experience in innovation and surpassing predecessors when going back to the tradition. In terms of its general trend, the research shows the trend of returning to classics, the concept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literatur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our age in literature collation and the powerful return to theoretical researches. To return to the classics is to return to the Marxist classics and the classics of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Chinese literature" is a relatively independent disciplinary, academic and discourse system based on the historical view of great Chinese literature. Over the past 40 years, led by Zhonghua Book Publishing House and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large literature collections, reference books and resource compilations have been systematically edited and published, providing rich and full-scale resources for the study of Chinese classical literature and greatly promoting the in-depth development of the study of Chinese classical literature. It can be said that we are in an unprecedented best historical period of literature collection and researches on historical resources. Seeking truth from facts and making concrete analysis of specific materials are the basic attitudes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the theoretical trend of further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lassical literature research in the future.
Over the past 40 years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e research on Chinese classical literature has been looking for direction in classics, gaining strength from tradition, accumulating experience in innovation and surpassing predecessors when going back to the tradition. In terms of its general trend, the research shows the trend of returning to classics, the concept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literatur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our age in literature collation and the powerful return to theoretical researches. To return to the classics is to return to the Marxist classics and the classics of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Chinese literature" is a relatively independent disciplinary, academic and discourse system based on the historical view of great Chinese literature. Over the past 40 years, led by Zhonghua Book Publishing House and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large literature collections, reference books and resource compilations have been systematically edited and published, providing rich and full-scale resources for the study of Chinese classical literature and greatly promoting the in-depth development of the study of Chinese classical literature. It can be said that we are in an unprecedented best historical period of literature collection and researches on historical resources. Seeking truth from facts and making concrete analysis of specific materials are the basic attitudes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the theoretical trend of further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lassical literature research in the future.
引文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英)柯林武德.历史的观点(译者序)[M].何兆武,张文杰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23.
[3](美)哈罗德·布鲁姆.西方正典[M].江宁康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412.
(1)1985年非常特殊,人们戏称为“文艺方法论年”。3月,《文学评论》等单位在厦门组织召开“全国文学评论方法讨论会”。4月,文学研究所等单位在扬州组织召开“文艺学与方法论问题学术讨论会”。10月,中国艺术研究院等单位在武汉召开“文艺学方法论学术讨论会”。古典文学研究界关于新方法论的讨论相对滞后。1986年《文学遗产》第3期刊发《古典文学宏观研究征文启示》,反应强烈,波及面很广。1987年,由《文学遗产》、《文学评论》、《语文导报》等单位在杭州召开“古典文学宏观研究讨论会”,此后,又陆续在桂林、大连、漳州等地召开古典文学研究方法论学术研讨会,这种热潮一直持续到1989年,此后,方法论的探讨逐渐退潮。
(2)文学史著作,如邓绍基、刘世德、沈玉成主编的多卷本《中国文学通史》(人民文学出版社陆续出版),章培恒、骆玉明主编《中国文学史》(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张炯、樊骏、邓绍基主编的《中华文学通史》(华艺出版社,1997),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文学史批评,如戴燕《中国文学史权力》(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董乃斌、陈伯海、刘扬忠主编《中国文学史学史》(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陈广宏《中国文学史之成立》(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余来明《“文学”概念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等都是在这样的宏观背景下产生的。
(3)这些论文收录在《走向通融——世纪之交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2005)、《回归中的超越——文学史研究的多种可能性》(凤凰出版社,2011)等论文集中。
(4)罗素《西方哲学史》英国版序言:“在大多数哲学史中,每一个哲学家都是仿佛出现于真空中一样;除了顶多和早先的哲学家思想有些联系外,他们的见解总是被描述得好像和其他方面没有关系似的。”“这就需要插入一些纯粹社会史性质的篇章。”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9页。由此看来,这种弊端并非中国特有。
(5)当然也有在此基础上另推出一些典籍者,如段玉裁《十经斋记》(《经韵楼集》卷九)就在此基础上益之以《大戴礼记》《国语》《史记》《汉书》《资治通鉴》《说文解字》《九章算经》《周髀算经》等,以为二十一经。但无论如何划分,都以五经为基始。
(6)2015年3月16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民族文学研究所主办的《文学评论》《文学遗产》《民族文学研究》联合举办“中华文学的发展、融合及其相关学科建设”学术研讨会,就中华文学命题的提出及其理论意义、中华文学形成过程中的本质特征及内涵外延、中华文学在各个不同历史时期所呈现出来的不同特色及其在中华民族历史融合与民族精神建构中过程中的巨大作用等问题展开热烈讨论。此后,《文史知识》开辟“中华文学”专栏,邀请专家就上述问题发表意见。
(7)《新青年》杂志第3卷第5号“通讯”一栏发表钱玄同致陈独秀的信,信中说:“惟《选》学妖孽所推崇之六朝文,桐城谬种所尊崇之唐宋文,则实在不必选读。”妖孽一词,见陈琳《为袁绍檄豫州》:“司空曹操祖父,故中常侍腾,与左悺、徐璜并作妖孽,饕餮放横,伤化虐民”。
(8)如曾枣庄有《中国古代文体学》上下卷,另有五册为先秦至近代的文体资料集成。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出版。中山大学有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丛书九种,包括孙立《日本诗话中的中国古代诗学研究》、林岗《口述与案头》《明清小说评点》、吴承学《中国古代文体形态研究》《中国古典文学风格学》、戚世隽《中国古代剧本形态论稿》、彭玉平《诗文评的体性》、刘湘兰《中古叙事文学研究》、何诗海《汉魏六朝文体与文化研究》等,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出版。至于文献学的概论、专题研究著作,更是不胜枚举。
(9)见李炳海《民族融合和中国古典文学》(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刘亚虎、邓敏文、罗汉田《中国南方民族文学关系史》(民族出版社,2001),郎樱、扎拉嘎《中国各民族文学关系研究》(贵州人民出版,2005)等论著。
(10)孙猛《日本国见在书目详考》有详尽注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严绍璗《日藏汉籍善本书录》(中华书局,2007)厚厚三大册可见中国典籍在日本的流传。
(11)南江涛《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的古籍影印出版》,刊《中国出版史研究》2018年第1期。南江涛、贾贵荣《新中国古籍影印丛书总目》(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6),从1949到2010年,新编丛书443种,涉及子目五万条。具体到改革开放四十年,古籍丛书(按一种计算),经典著作、类书、工具书等一千余种,涉及古籍子目近六万种。
(12)上世纪90年代以后,现代文学史料研究出现重要转机。2003年12月,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河南大学、中国现代文学馆、北京鲁迅博物馆等单位共同发起“中国现代文学的文献问题座谈会”。2004年10月,由河南大学文学院、《文学评论》编辑部、洛阳师范学院中文系联合举办的“史料的新发现与文学史的再审视——中国现代文学文献问题学术研讨会”在开封和洛阳召开。2005年第6期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发表“现代文学史料学”专号。2005年,新华出版社出版刘增人等《中国现代文学期刊史论》,2014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徐鹏绪《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等。
[2](英)柯林武德.历史的观点(译者序)[M].何兆武,张文杰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23.
[3](美)哈罗德·布鲁姆.西方正典[M].江宁康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412.
(1)1985年非常特殊,人们戏称为“文艺方法论年”。3月,《文学评论》等单位在厦门组织召开“全国文学评论方法讨论会”。4月,文学研究所等单位在扬州组织召开“文艺学与方法论问题学术讨论会”。10月,中国艺术研究院等单位在武汉召开“文艺学方法论学术讨论会”。古典文学研究界关于新方法论的讨论相对滞后。1986年《文学遗产》第3期刊发《古典文学宏观研究征文启示》,反应强烈,波及面很广。1987年,由《文学遗产》、《文学评论》、《语文导报》等单位在杭州召开“古典文学宏观研究讨论会”,此后,又陆续在桂林、大连、漳州等地召开古典文学研究方法论学术研讨会,这种热潮一直持续到1989年,此后,方法论的探讨逐渐退潮。
(2)文学史著作,如邓绍基、刘世德、沈玉成主编的多卷本《中国文学通史》(人民文学出版社陆续出版),章培恒、骆玉明主编《中国文学史》(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张炯、樊骏、邓绍基主编的《中华文学通史》(华艺出版社,1997),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文学史批评,如戴燕《中国文学史权力》(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董乃斌、陈伯海、刘扬忠主编《中国文学史学史》(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陈广宏《中国文学史之成立》(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余来明《“文学”概念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等都是在这样的宏观背景下产生的。
(3)这些论文收录在《走向通融——世纪之交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2005)、《回归中的超越——文学史研究的多种可能性》(凤凰出版社,2011)等论文集中。
(4)罗素《西方哲学史》英国版序言:“在大多数哲学史中,每一个哲学家都是仿佛出现于真空中一样;除了顶多和早先的哲学家思想有些联系外,他们的见解总是被描述得好像和其他方面没有关系似的。”“这就需要插入一些纯粹社会史性质的篇章。”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9页。由此看来,这种弊端并非中国特有。
(5)当然也有在此基础上另推出一些典籍者,如段玉裁《十经斋记》(《经韵楼集》卷九)就在此基础上益之以《大戴礼记》《国语》《史记》《汉书》《资治通鉴》《说文解字》《九章算经》《周髀算经》等,以为二十一经。但无论如何划分,都以五经为基始。
(6)2015年3月16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民族文学研究所主办的《文学评论》《文学遗产》《民族文学研究》联合举办“中华文学的发展、融合及其相关学科建设”学术研讨会,就中华文学命题的提出及其理论意义、中华文学形成过程中的本质特征及内涵外延、中华文学在各个不同历史时期所呈现出来的不同特色及其在中华民族历史融合与民族精神建构中过程中的巨大作用等问题展开热烈讨论。此后,《文史知识》开辟“中华文学”专栏,邀请专家就上述问题发表意见。
(7)《新青年》杂志第3卷第5号“通讯”一栏发表钱玄同致陈独秀的信,信中说:“惟《选》学妖孽所推崇之六朝文,桐城谬种所尊崇之唐宋文,则实在不必选读。”妖孽一词,见陈琳《为袁绍檄豫州》:“司空曹操祖父,故中常侍腾,与左悺、徐璜并作妖孽,饕餮放横,伤化虐民”。
(8)如曾枣庄有《中国古代文体学》上下卷,另有五册为先秦至近代的文体资料集成。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出版。中山大学有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丛书九种,包括孙立《日本诗话中的中国古代诗学研究》、林岗《口述与案头》《明清小说评点》、吴承学《中国古代文体形态研究》《中国古典文学风格学》、戚世隽《中国古代剧本形态论稿》、彭玉平《诗文评的体性》、刘湘兰《中古叙事文学研究》、何诗海《汉魏六朝文体与文化研究》等,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出版。至于文献学的概论、专题研究著作,更是不胜枚举。
(9)见李炳海《民族融合和中国古典文学》(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刘亚虎、邓敏文、罗汉田《中国南方民族文学关系史》(民族出版社,2001),郎樱、扎拉嘎《中国各民族文学关系研究》(贵州人民出版,2005)等论著。
(10)孙猛《日本国见在书目详考》有详尽注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严绍璗《日藏汉籍善本书录》(中华书局,2007)厚厚三大册可见中国典籍在日本的流传。
(11)南江涛《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的古籍影印出版》,刊《中国出版史研究》2018年第1期。南江涛、贾贵荣《新中国古籍影印丛书总目》(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6),从1949到2010年,新编丛书443种,涉及子目五万条。具体到改革开放四十年,古籍丛书(按一种计算),经典著作、类书、工具书等一千余种,涉及古籍子目近六万种。
(12)上世纪90年代以后,现代文学史料研究出现重要转机。2003年12月,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河南大学、中国现代文学馆、北京鲁迅博物馆等单位共同发起“中国现代文学的文献问题座谈会”。2004年10月,由河南大学文学院、《文学评论》编辑部、洛阳师范学院中文系联合举办的“史料的新发现与文学史的再审视——中国现代文学文献问题学术研讨会”在开封和洛阳召开。2005年第6期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发表“现代文学史料学”专号。2005年,新华出版社出版刘增人等《中国现代文学期刊史论》,2014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徐鹏绪《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