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美国最终以蓬勃向上的绝对优势,领导了二战后数值模式的研发方向。特别地,美国在1950-1970年代,先后诞生了三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模式研发中心:位于科罗拉多州博尔德市的美国国家大气科学研究中心(NCAR)、位于加州洛城的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和位于新泽西州普林斯顿市的地球流体力学实验室(GFDL)。其中最耐人寻味的是,这三个模式中心中最早领导模式研发工作的,都是一个美国学者和一个日木学者的组合。这种固定的“美日组合”究竟有哪些优势?这种优势如何推动了大气环流模式的早期发展?这样的组合在特殊的历史年代又有怎样的必然性?当我们回望这段历史,仔细考察这三个模式中心早期的发展经历时,就会更深入地理解这些看似巧合的故事其实都孕育在某种必然中。